原种：这可能是高椅村重要的经济卖点，今天的人讲养身，市场讲有机，旅游讲究生态与健康，未来的原种农业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奢侈品。高椅因为环境偏远，交通不便，农民大多数还用的是40多年前的种子，是可以留种子的原种，这些原种在今天看来一般般，是人们还没有了解其价值所在。如果原种可以做成一个出彩的项目，它将成为高椅村品质与古农法的重要亮点。
村：高椅村是我见过保护最完整的，并依然有活力的村，这个村无需规划，只要微调，不规划就是最好的规划。希望未来的高椅村分三个部分，一是原始村落的保存与发展；二是新村的建设与升级；三是选择一个(30户—50户)做中高档旅游，这三个部分，目标就是通过发展来保护高椅村，通过外部力量与内部自治相结合，完善村内资金互助，改善学校与养老环境，用外部的企业与市场力助推乡村复兴，再次凝聚高椅村与企业的互助互利，建立一个以村庄为主体(主权)发展与建设的高椅村。
自治：高椅村基本保持了传统农耕文明下的乡村自治，保持了以道德为标准、法制为底线的传统村落，村民家中家谱、小土地庙、堂龛、祖坟等形式基本完善。村干部原来是镇上领导，后来回到村里做村书记，在村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加上高椅村又与镇在同一地，村民对村里的要求，政府的规划，还是有一些在意。村因为是历史文化名村，村内的旅游，已有了一个框架，村口有售票处，有导游，有村庄交通路线图，村庄每年还有近百万集体收入，这在中国传统村落中是绝对少有的，这一切也正说明，这个村的乡村自治形式是存在的，很难得。村为主体(主权)，不能因企业(投资)与政府的介入，削弱或取代村两委的作用，而应凭借企业与政府的助力，还权于村两委，助推村民自治，让乡村更具有生命力，也具有市场性。
寻找未来中国乡建之路
孙君说，“乡村建设中，最聪明的做法是把我们想法变成村干部的想法；最笨的做法是我们做村干部与基层干部的事。我们不是施工队，我们不是做生意，我们也不是政府，那我们这些专家与学者要什么呢？这点很多人弄着弄着就找不到方向。我想，我们要的是未来中国乡建发展之路，要的是建立中国本土的乡建教学体系，要的是建立一套开启民智，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乡建方法，最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讨论，让原住民能得到保护、让农民成为项目最大受益群体的方法，让村庄真正成为村民和外出打工者心中的家。”
中国的乡建之路，在孙君看来，还远远没有形成体系。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总结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步骤。他认为，尊重是合作成功的第一步。“今天中国建设美丽乡村，其不利因素，我认为除了政府在管理与制度上有不足之外，更多的是专家与学者不适应乡村，不了解农村，不知道如何与乡村的人情世故打交道。有这种情绪就会产生疑虑，不易说到一起去。要先与村、乡、镇、县的干部成为兄弟，再来批判与引导，这就没有问题。”
第二，孙君认为施工队很重要，这关系到规划的落实：“落实规划是三分设计七分做，要做好项目，就需要好的施工队。这一点我们条件还不错，我有自己的御用施工专家。这些施工队平日要关心他们，尊重他们，要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我在设计时，总是留30%空间给乡村建造师，这部分是他们成长的空间。现在我已经留了60%的空间给他们。我一直以为，他们只要认真，建出来的就是农民要的房子。他们不会建欧式建筑，也不会建现代建筑，更不用担心他们建奇形怪状的房子，他们一出手就是本土建筑。我与他们合作，一方面要让甲方或政府尽量不要拖欠施工队的工钱；另一方面，要让他们学会看图，学会与专家沟通等等。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能与施工队有半厘钱的关系。做不到这种境界，就不可能有好作品。这些年我做的项目之所以有一些成功，就是因为我有几支听话又能负责的施工队。”
第三，孙君关注从政府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做事是全局视角，比专家与学者更宏观；政府更关注民意和基础性建设，专家与学者更关注微观与细节，善于发现问题。但实际上政府要的是在诸多问题的状态下，如何理出头绪，如何找到最佳切入口，找到政府、农民与市场三方的共同利益点。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大多数项目我们出方案与想法，政府安排本地施工与专业设计单位与我们对接，他们根据我们的设计做施工图，我们再改，这样就是真正的落地性项目。这样当地技术人员会进步很大，能学到东西，当项目组离开，当地能留下一批真正的专家。规划也是这样，打破常规，一边实施一边规划，我们只出设计方案。我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评审与规划。建设与建筑是两个概念，建筑是技术层面的硬件，建设是乡村系统性的软件。应该先做观念与思想，之后才能做好硬件。今天很多人把建筑当成建设，这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总结起来，很多乡村建设工作者，都把回归和重塑传统文化作为己任。而有关“乡土中国”及其价值、命运的论争，既绕不开古今中西的联系，也离不了上下内外的纠葛。
农业耕作者和土地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互动关系。相比之下，现代的城市和工业文明则并非如此。在关于乡土传统的论争中，也隐含着“官治”与“民治”的区别。前者导向乡土社会的“国家化”，强调以“公民教育”来治疗乡民之“愚”，后者则主张“乡土化”和“地方化”，往前再推，还可导向“民本化”，正视和珍惜藏于乡土和民间的文化财富。
而在实际的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正像孙君所说，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土地的缘分待开启，其团队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的成功，或许正能说明乡土重建所适应的方式和方法——做到上下沟通，尊重当地已经形成的天地人和。如果不合，那就去理顺，理顺了，势就有了，千万不能用人为的所谓科学的“规划”去破坏村落和谐。
孙君在乡建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文化才是根本，要把握、发掘和培养每个村庄的文化，绝不是一个项目能在短期内完成的——这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需要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智慧，需要在地人的共同营造，也需要古村落一样代代传承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