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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笈日本

　　记者：在中元您都做了什么?

　　罗劲：在中元国际，从1987年参加工作一直到1990年我赴日留学，这是一段难忘而美好的人生经历吧。

　　中元国际当时叫机械部设计院，当年院里的设计工作虽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工业建筑，但民用建筑设计开始已经越来越有点儿起色了，我们就是院里比较早一批开始做大型民用建筑的。我当时工作在方案组，说叫方案组,其实组里就有两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位老同志叫蔡鹤年，我们俩人组成了这个方案组。

　　在此期间我们作一些大型民用设计的前期方案,其中就有现在看起来比较糟心的长安街的中粮广场,按照当时市领导的旨意我们给中粮广场顶上加了屋檐，中间加了一座玻璃塔,这项设计虽是当时的政治要求却让我颇感惭愧。这个建筑当时叫国际金融中心，是法国人中的设计标，当时市里要求加中国元素，其实我们做了多轮方案，好多比这个好。

　　此外,我们也参与做了华南中心、佛山医院等一些大型民用建筑的前期方案。

　　记者：当时去日本是选派的是吗?

　　罗劲：当时上班没几天,机械部统一有一个外语考试，我同时考了英语和日语并且成绩优异，部里可能就知道我的日语不错。这样有这个留学机会时就选中了我，在经过国内7个月的日语培训后我被派去了福井工业大学研修。在福井工业大学经过一段日语和专业培训后第二年我又去了大阪,进入了对口的当地建筑企业去进一步实习研修。

　　记者：您在日本多长时间?

　　罗劲：90年去的日本研修一直到91年底结束， 92年开始在京都大学读研直到93年底回来，一共三年多。

　　记者：你当时为什么想到去日本考研?

　　罗劲：还是想读个研吧。现在一般报道我的都说我是在布野修司的研究室读书，其实布野修司是个副职，正的是西川幸治。我是在西川研究室就读的,西川先生经过反复面试考你各种各样东西，然后经过学校统一考试，你就可以进入他的研究室作为正式的大学院生就读了。但是真正带我的时候是布野修司更多些，布野修司是西川的副手，西川先生是日本的建筑历史学家,而布野先生是日本知名的建筑评论家。

　　我当时觉得去京都大学读研是个理想，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是日本国立大学里面最好的两所了。我也没有特地挑什么专业，我当时认为反正是建筑学，工学部建筑学里各领域应该差不多相通的，不想这里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偏日本建筑史的,真正进去以后,观察研究室里先前从中国前来留学的段炼儒和孙跃新两位师兄，他们都在京都大学攻读硕士博士也好多年了，当时研究室里中国人就我们三人，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有时我也看看他们写的论文,觉得真是提不起兴趣来,更难以想象今后若干年会像他们一样走这样的一条求学之路。

　　如果朝着这条路继续走，我也许就基本上成了一个建筑史学家或理论家，不会成为今天的我了……但是我的兴趣所在真不是干这些,设计是要有实践的，是要真正用实际作品来说话的，整天沉浸在一大堆的理论中扒格子写论文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了，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在祖国大地徐徐展开了，到1993年的时候，从国内传来的各种各样的建设热潮已经让我躁动不安了。

　　与此同时,我在国内的大学同窗们已经纷纷开始设计大型建筑了，这时我坚定了要回国参与到中国的建设上来的想法，1993年12月我终于整理好行装从神户坐船回国了。

　　记者：请谈谈您在日本获得的设计奖项吧。

　　罗劲：1989年到1992年间,我在日本《新建筑》举办的设计竞赛中前后获得过四个奖项，当时《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头版都登载了这些消息，记得我那时人已经在日本，研修的老师有天特别兴奋地当着所有研修生的面公布了这个消息，当时在国外获奖还是挺轰动的一件事，去东京领奖时见了芦原义信、黑川纪章等这些设计大腕儿也是令人激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