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获得诺贝尔奖更重要
——特约评论 杭州日报房产报道部副主任 刘德科
王澍先生获得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比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值得庆贺。
王澍先生的作品一直饱受来自日常生活视角的争议。比如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很多教室，仅设计了几扇小尺度的窗，造成教室内部光线昏暗。我总是很替他着急地跟身边的朋友们辩解：美院的教室一定要明亮通敞吗?昏暗的光线，不是更有助于营造美院教室作为艺术训练场地的忧伤氛围?在王澍先生设计的教室里，艺术受训者不是更容易耳濡目染地养成艺术敏感性?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这只是我作为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小切口的解读，我并不需要理会是否误读了王澍先生的设计初衷。我还不厌其烦地选用安藤忠雄的处女作，来作为对抗这种争议的范例。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同样是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1995年)，他在1975年接受一对夫妇委托，在日本大阪设计了一座狭长的住宅建筑。他在两个房间正中设计了一个没有屋顶的露天走廊，作为狭长形房子的采光来源。但是如果碰到下雨天，居住者需要打伞才能从一个房间到达另一个房间。因此，这个作品同样频繁地面临来自日常生活视角的争议：下雨天，为什么在自己家里还要打伞?
安藤忠雄在新近出版的自传中解释说：“让住家不被安逸的方便性牵着鼻子走，打造出独特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以质朴的材料，应用单纯的几何学建立构架，并在生活空间中大胆引进自然。这样的住家，直到今天仍是我建筑上的原点。”
“不被安逸的方便性牵着鼻子走”，这同样也可以是我作为业余爱好者欣赏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方法论，同时也是阅读王澍先生所有作品的方法论。当然，也可以把普利兹克评委会的评审辞作为更正式的方法论：“王澍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尽管我们身处动荡的城市化进程之中，但我们仍然习惯于“被安逸的方便性牵着鼻子走”，麻木地忽略了日常生活中诸多“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王澍先生获得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或许是一个极佳的契机：这不仅是一个让普罗大众关注建筑艺术的好时机，更是一个唤醒普罗大众艺术审美热情的好时机。中国若要进步，我们就不能在“安逸的方便性”中懒散而随意地遗弃美，至少我们应该抽空去看一看就在身边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或者王澍先生在南宋御街上设计的部分建筑——那些“融入于杭州古城区内的亭台楼阁”，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一下那些“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
这样看来，中国人能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不再重要，因为王澍先生已经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我想，王澍先生本人及其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争论”，除了因为他的横溢才华，更因为在他背后，有着一群中国建筑师可以进入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提名范围，比如张永和、刘家琨、崔恺、柳亦春、张雷、齐欣……反观中国文学界，或许有那么一两个优秀的作家，但几乎不存在一个优秀的作家群体，所以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之路还很漫长。若世无英雄，竖子即便成名，他的名望也是假的，比如中国文学界;世多英雄，英雄的名望才是真的，比如中国建筑界。
这不仅是王澍先生个人的殊荣，更是当代中国仍然怀有美与理想的建筑师的集体殊荣。当然也是给予这些优秀建筑师发挥空间的业主及决策者的殊荣，中国美院院长许江先生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若没有许江先生的许可，没有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极其庞大的创作场地，王澍先生很难如此轻易地摘取普利兹克的铜质奖章。
很多朋友和我一样，为生活在王澍先生的主场——杭州而感到骄傲。如果说巴塞罗那是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的巴塞罗那，那么我希望杭州是王澍先生的杭州。至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拥有更多“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并警醒我们不要轻易放弃对美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