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伴随着春运的热闹，另外一种很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开始上演--农民工讨薪。讨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称“拖欠工资”。这一名词的历史并不长，最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工聚集的建筑业、服务行业和制造业。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其他行业的欠薪行为已得到很大改观。然而，建筑业的欠薪依然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成为欠薪的重灾区。对此，当前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当前社会普遍研究结论

　　关于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前社会的普遍结论有三种：

　　一是，农民工自身权益意识不高。

　　根据统计，在涉及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中，农民工群体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它们分别是：

　　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2、没有签订工资标准协议；

　　3、不掌握包工头和用工单位的基本情况；

　　4、工资条上没有包工头确认签字。

　　而上述这些又恰恰是农民工在日后维权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农民工通过正常途径讨薪的难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吊诡的是，调查显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头，更上游的大鱼们依然逍遥于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似乎开发商和建筑商们特别容易玩“躲猫猫”，把责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强硬的国字号开发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恶意欠薪”的标准很难界定，造成“恶意欠薪”入罪执行不畅，给欠薪行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间。

　　三是，建筑业独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与现象，即：总承包-分包-转包-再转包，最后将施工项目直接转包给包工头个人。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2%-5%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

　　这种转包、分包的现象，导致的是债权关系的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这层层转包中，始终处于“生物链”最底端的农民工，则被各种复杂的债权关系“推来推去”，致使讨薪维权无从着手，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基于以上三种研究结论，十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策关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即便这样，仍旧不能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

　　一份研究报告大胆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与公益组织联合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报告》认为，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农民工资拖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少注意到地产资本在农民工工资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真正意识到地产商从拿地到销售整个流程都涉入层层的资金卷入与垫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据以上图表显示，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资金垫付，商品房、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

　　而被人诟病为建筑业潜规则的“层层转包”，与之相伴的则是资金垫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层层分包及由此产生的层层资金垫付，这中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来缓解资金紧张，二来有效地让本应承担劳动用工主体的施工单位在法律意义上变得模糊不清，从而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有效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

　　其结果是，当在工地出现劳资纠纷和安全事故时，施工责任主体往往是以嫁祸包工制的最基层食利者--包工头--的方式逃避责任。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我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头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讨薪”的比例也仅为18.1%。

　　假使《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关于“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观点是确凿无疑，那么，欲治理建筑业乱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从源头上禁止资质挂靠和工程转包行为；而欲消除挂靠与转包，则必先消除建筑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机会，加强建筑公司的资质管理，铲除权力寻租与腐败的土壤，从根本上减少资金从上到下的层层垫付。

　　在讨论农民工讨薪问题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强与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当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力小工，这类农民工流动性极大，他们没技术，只能靠卖力气吃饭，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工程队也不会不重视他们，他们几乎不可能签上合法的劳动合同。有活就召之即来，没活就奔赴下一个地方。由于这种流动性极强的特点，加上建筑行业特殊的薪酬特点，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的几率也会变得很大。

　　而与之相反的是，高级技术工种或是有某项技能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一般在几个固定的工程队之间流动，劳动关系比较固定，议价能力也相对更强。一般来说，他们签上合法的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现欠薪问题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中仅有30%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高级技工、管理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此类劳动者的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过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养人才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2014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农民工工作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难，反映的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是解决“技工荒”的重要途径。

　　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这种局面。2014年6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014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缺乏技能是造成农民工流动性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而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最现实的途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孙中山曾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需要，将人群分为三大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主张先知先觉唤醒后知后觉，从而带动不知不觉。以此类推，建筑企业也可以分为这三大类，后知后觉者当属在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下被动作为的企业，不知不觉者则为枉顾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企业，而先知先觉者则在遵守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情况下，主动有所作为，主动革除种种弊端的企业。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主动有所作为，也许在短期内会给企业的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消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负面影响，不仅能够树立行业典范，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也能够招徕更多的技术人才，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建筑企业主动有所作为该从何处着手？

　　一是，绕过劳务分包，直接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工调2013》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调研情况显示，全国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17.4%，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业用工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包工头利润空间在下降，生存愈来愈艰难；建筑业劳务制度越来越没有价值可言, 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已成为阻碍建筑业劳资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业应直接与工人订立劳动关系，让建筑业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规范的轨道。

　　二是，建立稳定薪酬制度。根据调查显示,“依照约定，全额结算”或是“年底结清”或是“工程结束结算”这样的薪酬制度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比例远远高于“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也能减少用工短期化所产生的诸多劳资纠纷。

　　三是，简化建筑施工管理。这样可以使得建筑业农民工直接对应总包施工企业，劳动关系更加明晰；而总包施工企业也通过去除劳务分包、包工头等层层“剥皮”的环节，不仅简化了施工管理，而且总包施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并让渡一部分利润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施工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会长期跟随项目部施工，工程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

　　四是，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根据前文所述，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同时，高级技工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业不仅应该只有压力，更应该有改变这种情形的动力，主动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官方网站中装新网于2014年特别制定了职业教育平台建设战略规划，提供覆盖建筑装饰全行业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项目，拟为行业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设计师、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装饰行业的人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