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入学后，学校采用了宽口径、菜单式的培养模式，打破了专业之间的界限，讲求通学。对此，苏丹并不认同，“艺术除了技艺以外，独特的感受和发现能力是核心价值。我在美院工作了16年，可至今仍然是陶瓷专业的门外汉，服装设计的水准即使仅是欣赏，也称不上好手。菜单式的培养模式，跟农林牧副渔中的‘养殖’没有区别。”

“养殖”是个现代性的生产方式，但并不是一个好的词汇。它的突出成就是产量奇高，但忽视了偶然性。按照苏丹的想法，“艺术与设计专业应当是个盛产‘坏孩子’的场所。教育机构不应是动物园，而应该是一个流动的野生考察机构。”

能有这种看似“逆行乖张”观点，与苏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上初中的头两年，全班54名学生，苏丹的成绩基本上在倒数十位之内游荡。他用毛笔在“大王”们的脸上创作，给别人自行车放气，在路上埋设陷阱，甚至编造了若干黄色歌曲，风靡校园……这个老师眼中“坏孩子”，如同一匹害群之马，时常令老师咬牙切齿。

苏丹上中学时，“好孩子”的榜样是家喻户晓的“神童”。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神童”宁铂。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与“坏”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换。2005年，《南方周末》刊登了题为《“神童”到中年》的报告文学，昔日的“神童”宁铂已经放弃了科大教师的职位，出家为僧。而苏丹，这个一直挣扎在榜尾的“坏孩子”，竟成了清华大学的教授。

正是因为有此切身体会，苏丹对设计教育有着自己的看法，“多年以来，我们口口声声呼唤大师的出现，汗流浃背地建设着培育大师的环境，打造大师的摇篮；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正在无情地显现：艺术和设计领域刻板的职业训练，使现实和理想越来越远了。”

圈养的数量多了，野生的难觅行踪。任教二十年，苏丹一直在环艺系里寻觅种种可能，从圈养的动物园里，发掘未泯的“野性”，试图不露痕迹地将其呵护、培育使其继续滋长。苏丹带研究生论文时，在选题上“从来不限制学生，以他们的兴趣为主。”

苏丹补充说，“对于我不熟的领域，会跟学生一块学，这是我能做到了。我认为，我是不断进步的，进步空间还很大，包括未来的20年。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差距在哪里。”

对于“差距”的找补，苏丹没有采用“立竿见影”的办法，求助于“权威”的资质认证。在高校，升博导必须要读博士，很多老师迫于职称评定的压力，一边上班一边读博。苏丹却不愿意，“我知道我差在哪，缺什么，怎么去补，怎么去工作，用不着通过读学位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苏丹不认可的事情，就不会去迁就。“我认为，自己可以很脏，但那个东西(学术)很干净。我对那个东西敬而远之，但我不断地向那个目标接近。”

出席一些学术研讨会场合时，苏丹很少讲话，“因为觉得读书不够。”研讨会上发言的都有官衔，还讲究出场顺序，部长、校长、处长，就连董事长、总经理也来凑热闹。某行政官员本来学术平平，却官场走运，摇身一变成“学术权威”，所谓学术报告是一些东拼西凑的数据，不见有深度的见解。此官员觉得最近讲历史的很牛，就开始要讲历史。台上侃侃而谈，台下各做各事，打手机、发短信、上网、玩游戏……喧哗之后，只留下一堆空空的矿泉水瓶。

苏丹心里气得要命，“我实在受不了这个！你行政做得好，能行走江湖，可以。但到了学术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今天的中国设计教育最为热衷的事情是盖房子、搞空间规划、扩大招生规模;对外交流方面，也是忙于和名校、名师进行表面上的礼尚往来，门庭若市，不亦乐乎，实质性的教学合作或研究却寥寥无几。这造就的是川剧变脸的“演员”、变色龙而已;但现实的悲悯之处在于，川剧的演员绝非实际生活中真正的王者，变色龙也顶多是食物链中的二流货色。”

“我对学校还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希望学校有一方学术净土。说到学术的时候，不能太‘江湖’。”

因为对学术的敬畏，所以不曾怠慢。在繁重的教学与忙碌的工作生活中，苏丹依旧保持着每日写作的习惯。这些年，苏丹出版了《意见与建议》《工艺美术下的设计蛋》《迷途知返》《住宅室内设计》《附加的设计》《风土》《公众领地》《先进住居》《建筑设计基础与工程制图》《手绘表现与工程设计》等论著，有百余篇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各类杂志与论文集，做过超过两百场的国内外学术讲座。高产量、高产值的作品表明，他单纯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从他这些充满乌托邦意味的信条和个性，可以看到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醉心于学术而不断质询、不断反省的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与之相反的是，苏丹选择做了学术忠诚的“仆人”和卫道者。

我放下手中的笔之后，没有感觉到工作完成后的轻松，反而是更加沉重地伏案良久，努力想从这个悖论的证明中，透视出我们现代教育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努力地构想着现在千千万万的“好孩子”，与未来中国开始接轨的情形……终于，我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