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有“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样的提法。这一表述，至少认识到了中国的13.5亿人，因户籍差异，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被赋予了不平等的权利，被限制在不同的区域。放眼全球，世界上仅有三个国家还保有户籍制度，而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位列其中。

　　值得肯定的是，《意见》与中国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相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革除了区别“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在身份上的差异。

　　自1958年户籍制度诞生以来，住在城市的居民凭借自己居住的房屋就可领到“非农业”户口，而仅仅一个户口本，就可衣食无忧，享受到粮票、福利分房、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就业分配、养老等等。而持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则无法享受到作为一个公民理应拥有的平等权利，只能种地，自给自足。

　　在过去的农民看来，“非农业”户口是那么的“高大上”，意味着高于“农民”的身份。假想时间依旧停留在那个时期，依此推理，有了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就可以“翻身”，如愿以偿地成为城市人，而事实上，现在的农民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放弃“农业”户口。

　　四年前，中国社科院曾经进行了一项调查，参与调查的人数近11万。调查结果有些出人意料。“70后”、“60后”农民工不愿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为80%；而“80后”不愿转变为非农户口则为75%，同时加了一个条件，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转变为非农户口则高达90%。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瓦解和市场经济的冲击，“非农业”户口所享受的特权越来越少，粮票、单位分房、就业分配等计划经济的产物也随着消失，虽然，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间的福利差距，多达33项。但对于一些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而言，“农业”户口潜在的“利”：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享受到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征地补偿等福利远大于“非农业”户口。

　　如果政府仅仅是提供一个城市户口，一套安置房，再加上一个社保的承诺，那么，农民很可能觉得自己还是吃了大亏。在农民眼中，最虚无缥缈的是社保，目前是老龄化社会，账户已经亏空了1.3万亿人民币。说到底，选择“农”，还是“非农”是在于其背后所潜藏利益的博弈。这意味着，土地改革是让农民进城，实现人的城镇化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8月1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将农房纳入不动产登记范围，实现“城乡统一”。

　　办理不动产权利共有10种，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林木所有权，耕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

　　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个人财产，农房纳入不动产登记，将为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法律依据和政策保护，更为推进城镇化和户籍改革提供现实条件，为形成覆盖城乡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体系打开了通道。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区市明确由国土资源部门牵头负责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整合工作。其中，河北、黑龙江、山东、湖北、江西5省已经正式建立不动产登记联席会议制度，辽宁、黑龙江、广东、四川、北京5省市成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领导小组。有报道称，江苏等省份已宣布设立不动产登记局，启动实施对不动产登记职责的整合。

　　有了确权，但还是要见到切切实实的收益，这才是农民心中一直迈不过去的一个砍。

　　早在今年年初，中央的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同时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土地改革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政策也更趋明确。

　　目前，全国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安徽、海南、山东、上海等已经开始了加快土地流转试点，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在相关的探索中，通过资本的引入，流转起的土地在资本的撬动下，释放出惊人的土地红利。

　　有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和土地流转等政策的保驾护航，但相关法律也应该提上日程。按现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这客观上留下了农民进城必须放弃三权的法律依据。另外《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也应当尽快。

　　拥有与政策相匹配的配套设施，真正实现土地同等入市交易，开办土地交易市场，同地同权自由交易，才能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让农民在身份上转变成“城市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冷静想一想，农民与城市居民还差在哪里？农民与城市居民身份上的距离在缩短，但与身份相匹配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却没有同等享受。仅从一点来看，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居住地，也应该是农民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同等权利。

　　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中，户籍制度改革并未彻底解除因户籍而限制人的迁徙自由的藩篱。《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指出的“我国将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严格控制”这四个字在这里显得格外刺眼，与1964年8月《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中描述的户口迁移的两个“严加限制”基本精神极为相似，即：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试想，作为一国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本就不应该被写到“改革”中，受到“严控”。

　　退一步想，即使国家有了“严控”，就真得能控制的了吗？在过去对农村迁往城市严加限制的年代，依旧有大量的农民因吃不饱饭，生活所迫，来到城市打工。即使设定了诸多户籍准入条框限制人口，但依然有大批人口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依然在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并未解决户籍问题。同样的道理，在北上广一线城市感到生活压力巨大的人群，废除了户籍制度，也许人家会卖掉北京的房子，去二三四线宜居城市定居生活。还有一批年轻人，也会由于一线城市压力大、竞争激烈、生存困难而自动放弃北上广。

　　将视野拉远一些，去看看那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美国，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即使是租住的房子，当地政府也会主动找到你，请你行使权利。比如做选民登记，做陪审团候选资格登记等。选举时，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会主动向你寄送竞选资料，寻求你的支持和“管理”。

　　像美国，虽然没有类似中国户籍制度的政策来约束公民的迁徙自由，但社会依旧没有乱成一团，城市人口也并没有过度膨胀。或许，只有像世界上的发展国家一样，彻底废弃户籍制度，自由迁徙、适者生存，才是解决北京等一线城市人口问题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的一个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