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讨论多年，进展缓慢。年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权利。这对于提升农民的积极性，发掘农村土地的经济价值，提升农业的竞争力都是十分有益的。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显现出了新气象，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26%左右，家庭农场的平均面积达到200亩左右，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开始试水土地流转，这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必将产生良好的效果。

　　但是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另外一种现象也悄然出现。据媒体报道，大批商人运用手里的资本，在我国的河北、河南等地购买土地。

　　资本流向农村，对于农业的带动与提升，产生了不少积极的作用。2013年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表示，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有利于利用社会力量增加农业的资金、科技和装备投入，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加速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建设。

　　资本活跃在广阔的农村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是被贴上“圈地”“投机”“资本炒作”的标签。不少学者和官员对此次资本的流入，多少也表示了担心，认为这对于农民的立身之本必定是“灭顶之灾”，将导致农民失地“出局”现象愈发突出。还有人担心，资本的入侵，正加剧着“非农化”和粮食供应的潜在危机。

　　虽然还存在争议，但资本已经瞄准了农村土地，来势汹汹。

　　今年的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同时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关于土地改革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政策也更趋明确。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改革红利和“解放思想”，农村土地方面的改革，恰恰能成为最好的“注脚”。更关键的是，上述政策能很好地适应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一项预测显示，以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0%为例，即城镇人口大约为8.5亿人，比2012年底的城镇人口净增1.4亿人。媒体称，“中国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已突破10万平方公里，据此测算，按人均100平方米为新增城镇人口提供工矿用地，至2020年，城镇工矿用地总量将突破11万平方公里，该数据将大大突破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规定的10.65万平方公里的控制目标。”

　　南京大学教授宋颂兴看来，目前耕地有限，农村建设用地能流转有助于解决用地矛盾问题。而农民城市化以后，原有的耕地进入市场流转，可以使农村土地相对集中，有利于小农场、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建立。“土地改革是加强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的最好的突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宋颂兴说。

　　目前，全国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安徽、海南、山东、上海等已经开始了加快土地流转试点，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在相关的探索中，通过资本的引入，流转起的土地在资本的撬动下，释放出惊人的土地红利。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肯定。

　　如何让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大手大脚用地向厉行节约用地转变、由宽松优惠供地向从严从紧供地转变、由约束性不强的管理向依法严格管理转变，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难题，也是制约很多国家发展的瓶颈。传统的农业大国阿根廷的做法或值得借鉴。

　　阿根廷的农业得以迅速发展，除去土地和气候的自然优势外，还有靠专业公司占尽先机。这种由专业公司进行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其实就是一种资本经营。农业公司本身不一定拥有土地产权，而主要向农场主租土地。原先在农场工作的农业员工一般都保留。阿根廷的土地市场很发达，土地买卖价格和租赁价格灵活透明。农业公司在租到大片土地后，根据对国际粮食市场形势的预测，决定播种品种，然后组织播种、收割、确定出售时机。这种经营模式不仅具有规模化和专业化的优势，在争取金融支持、把握市场信息、推广科技投入等方面也占尽了先机。

　　土地流转，究竟由谁来主导？怎么流转？钱从哪来？地作何用？相关的讨论逐渐发酵。据南方周末报道，在土地流转的诸多尝试中，两种不同的做法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试验：

　　李昌平是反对资本进入农村的一方。四年前，他在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成立夕阳红资金互助社，资金取之于村民，亦用之于村民。发展成为全村八成以上的老人都加入，资本金超过两百多万的互助社。此后，村里成立了一家绿园生态旅游开发公司，绿园公司从互助社贷款160万，用于最初的征地补偿。这160万，撬动了5000万的建设。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超过这个数。到现在，郝堂村中心村的新农村建设基本完工，成为城里人的休闲之处，每个周末都有数百游客，最多的一天超过3000人。村里有了新的机会，一百多年轻人陆续回来了，村民说，靠农家乐和农副产品销售，收入增长了至少一半，多的翻了一番。2013年后，郝堂村互助社除了资金，村民甚至还可以把土地、房产都“存”进这个互助社。每年收益是房屋估值的1%-2%。村民还能以房产估值的50%抵押贷款，也可以估值的50%提供担保。

　　在李昌平的土地流转金融试验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资金互助社以及土地开发公司的运作，建立“村社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四年时间，互助社资本金从34万增加到230万，而村集体拥有的固定资产从不足100万增加至五六百万。

　　“中国大多数村庄，还是小农经济，不适合大资本。资本下乡，就是个剧烈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定是个反反复复的过程，进城，退出城，进城，退出城。”李昌平觉得，自己始终是在替沉默的小农群体代言。

　　王世渝力挺资本下乡。就在李昌平开始在郝堂村的乡村试验一年后，2010年7月，王世渝设计的土地流转信托方案在湖南省益阳市草尾镇找到了试验场。益阳建立的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信托平台。借由信托制度，土地三权分离--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属于村民，经营权则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流转到信托公司，由公司代为打理，出租给“大户”，村民在此间获益颇多。益阳模式引来无数地方政府争相拜访。后来的另一个着名试点--福建“沙县模式”--亦脱胎于此。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土地热，王世渝也在不断升级农民的土地流转信托，保证农民的财产权益。发行基金，用基金投资做基础设施。同时由农民权益的受托方信托公司和基金的有限合伙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基建改造完成之后可以“分包出去”，比如，能源外包，然后电费分成，收益则由农民和基金投资人分享。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农村生产要素关系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市场利润、政策红利、圈地诱惑等共同引致的现象，是一个长期趋势而非昙花一现的短期热潮。

　　业内普遍认为，从发展趋势上看，土地与资本结合不可避免，“资本下乡”是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土地与资本的结和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如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经营，搞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另一种是资本进入非农领域，主要是资本与土地结合，用于非农生产。如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开发旅游业，或城市资本进入农村，租用村集体土地，投资设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现代农业要破局，需要在农业当中通过更多的现代生产要素，需要把现代的经营模式引入农业。但是，现阶段资本下乡，道路并不平坦。”

　　浙江省发改委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等专家表示，政府应积极引导，完善相关的投资政策和配套措施，将企业投资农业的“暂时性选择”引导转变为“长期选择”，并引导资金在农业领域内部的流向，进一步发挥农业投资的吸纳、拉动效应，促进现代农业快速发展，拉动涉农经济较快增长。

　　多位专家也在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进入深层次领域。农地入市、土地承包制度、征地改革、宅基地管理等四方面将成为主线。

　　对于决策者而言，需要在农民利益和企业效益方面寻找一个平衡，更为关键的是，尊重市场规律，保持市场活力，探寻一条资本服务于现代农业的道路。对待工商资本下乡，宜“疏”不宜“堵”，赋予工商资本进入和退出农业领域的自由选择权，同时加快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搞好“准入管理”和过程监督，将资本的逐利性与农业的公共性结合起来。只有资本，没有政策导向，农村发展不起来。光有政策，资本不到农村去，也不行。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给广阔的农村带来无限的机会，同时也会给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乡村旅游、农业的集约化生产经营，会颠覆过去传统的刀耕火种、一家一户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