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监管不能留死角
自“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改革金融监管框架后，各界讨论热烈，也给出了不少方案，如“一行三会”合并为新央行，合并“三会”与央行并列，“一行三会”格局不变但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和基础设施交由央行负责等。
全国政协常委、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原行长杨凯生对记者表示：“比讨论表面架构更重要的，是明确改革的目标与出发点。我认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把法治落到实处。”
周学东则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改革的目标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反过来说明，当前金融体系中，有些已暴露的或潜在的金融风险没有被监管覆盖到，需要通过改革把这些监管漏洞补上。”
事实上，“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已明确提出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路径：明确监管职责和风险防范处置责任，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强化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
多位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也都提及，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需要宏观审慎管理这一“桥梁”。全国人大代表、央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对上证报记者说：“假如宏观的货币政策与微观的审慎监管不协调，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其传导渠道就不通畅，存在梗阻。这已被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在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看来，明确监管责任的同时，相关部门一定要有必要的信息，责任和信息是对等的。有责任，但没有相应信息，是无法履职的；反过来，有信息，却不负责，也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而“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所提及的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即是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部门获取必要信息的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曾撰文指出，中央银行除传统职责外，还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履行好这些职责，金融统计需要从传统的围绕货币政策的职能统计，向既为货币政策服务、又要强调金融稳定、为金融监管服务的全面统计转变。在机构上，覆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以及各行业交叉环节；在业务上，覆盖金融机构的表内、表外业务。
央行此前已在多地开展金融综合统计试点，殷兴山对记者表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银行、证券、保险的数据实现了整合，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也被纳入其中。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部门协调和机构报数意愿的问题，未来还是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授权央行采集数据。
信用与法治才是根本
穿过吸引眼球的机构设置和架构，绕开略显晦涩的专业名词如“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等，一个国家金融体系能否良好运转，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人们常挂嘴边的法治、信用和契约精神。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对记者表示：“我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好多年了，但说实话我很少关注谁是香港证监会主席，任何事情按规则办事就行。关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现在老有人议论加强沟通协调，但我认为所谓的协调，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这次协调成功了，下次呢？唯有法治、诚信和文化，才能让市场参与者明确预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以及“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和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上市公司商会主席、CVC投资基金主席梁伯韬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毫无疑问，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大方向，但"法治化建设"的提法更加务实。我认为，政府的政策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都应该更加透明，对违法行为零容忍，这才是市场的基石。”
回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一行三会”本是一家，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成立，1998年保监会成立，2003年银监会成立，终成延续至今的央行负责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和金融稳定，“三会”负责微观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
周学东认为：“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之所以形成，有其历史背景，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究竟哪种监管体制是最优的，国际上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很清楚，凡是信用文化和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和地区，金融欺诈、违规、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就会屡禁不绝，违法犯罪的成本也很低，监管的难度就比较大。所以我认为，除了完善和健全现行监管体制外，真正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培育信用文化、加强投资者教育，也是重要的治本之策。”
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所言：应该先考虑好怎么弄效率能够更高一些，怎么样能减少监管的空白和交叉，再来讨论监管机构设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