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即经济运行去杠杆、工业去产能、楼市去库存、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补供给侧和人力资源短板。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将经历艰难转型，国际社会将关注中国政府的宏大规划和增长承诺，并审慎地重新评估中国经济。
自2011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但就业状况无恙。也许在2016年，中国可能逐渐面临职业难求、薪酬难涨的持续压力。为什么在2011-2015年这五年间，经济下行没有带来失业压力？我们可以粗略观察劳动力市场的供求。
目前每年新增求职劳动力约2000万人，以下渠道吸纳了就业压力：
一是离退休潮带来的劳动力更替。目前城镇职工数接近4亿人，如果没有明显的企业兼并重组破产，则每年可提供不低于1000万的就业岗位。
二是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滑。近十年来中国劳动参与率以每年0.8个百分点的速率下滑，其成因复杂，但很可能每年有约500万以上的50-60岁的劳动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三是大中专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缺乏可靠数据。其中部分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 的困境，但这一群体的失业压力未被包括在失业率之内。
四是就业结构的变化。从第一产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强有力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五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深化改革，使得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没有群体性地暴露。观察过去五年，就业市场中，最弱势的是高校毕业生和上点年纪的中年人;受欢迎的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农民工。
但2016年不同于过去五年，失业潮和降薪潮可能逐渐拉开序幕。为什么这么说？
一是对严重过剩产能的定向爆破，将带来可以预料的失业压力。仅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就超过千万，它给地方政府和社保体系带来压力。不仅如此，制造业吸纳的就业可能持续弱化，从2004年到2011年，中国工业经历了持续扩张，其吸纳的劳动力也在上升，但从2014年开始，工业投资和增加值持续低迷，显示后续工业将释放而不是吸纳失业压力。以往每年数千万计的退休-募新更替潮将持续退潮。在2016年元旦过后，工人春节返乡的节奏较之往年提前了1-2周，显露了制造业释放失业压力的先兆。
二是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趋难。以往楼市、家政、物流、零售等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东南沿海的上述行业已开始出现增长乏力迹象，工人工资议价能力显著下降。家政、商贸等领域的就业起薪开始不升反降，服务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其积蓄容量增长迟缓。
三是中国农产品价格承受的下行压力将释放。这既是国内粮食供求失衡和收储政策面临的困境，也是国内外粮食价格差异拉大带来的压力。总体上粮食价格的下行会缩减农民务农收入，尤其是种粮大户的收入。叠加打工和务农收入均承压的影响，农村消费增速也会受限。而以往3-4年，县域及以下消费一度是中国消费增长的亮点。
四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压力不减。这种摩擦性失业，主要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意愿集中在大都市办公室白领，愿意进入私营实体企业做技术蓝领者太少所致。而中国高等教育其实早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和求职意愿，带来了隐形失业压力，家庭被迫吸纳这种失业压力。
总体而言，过去五年中，人们误以为即便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也无碍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新增就业。造成增长和失业脱钩的关键因素，在于稳增长掩盖了缺乏重大进展的结构转型。从2016年开始，增长滑坡带来的失业压力将显性化，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将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产能去化行业的职工，二是务农为主的农民工，三是高校毕业生。中国劳动力市场将出现求职困难甚至薪酬降低的痛苦调整，它也将冲击中国目前唯一可靠的增长引擎，即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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