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打破改革僵局 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经济虽然面临巨大的考验，也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包括城镇化、服务业和提升消费、创新方面的潜力。问题是一些落后、僵化的体制抑制了这些潜能的发挥。中央地拟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方案，并希望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
1、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
A、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官方数字是52%，而发达国家都在70%以上。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催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则每年将有1300万左右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直接拉动建筑业需求6亿平方米以上。同时，城镇化还将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研究表明，城镇化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万亿。
B、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
2、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
追根溯源，上述经济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都与政府的行政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与制衡有关。要解决这些经济社会问题，最根本、最关键的前提，就是要约束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削弱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改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重新装在市场身，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创新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3、深化国企改革，打破国企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
中国不是没有投资空间，而是很多重要领域由于存在行政垄断而难以创造投资机会，金融、电信、石油、电力、铁路等很多领域都是如此。打破垄断当然会影响到央企的利益，但中央没有必要为保护央企的蛋糕而继续将中国经济置于危险之中。国企要做强做大做优是可以的，但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而非垄断来实现。
花费两年时间才艰难出台的《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令市场感到困惑，这加剧了投资者对中国改革“诚意”的质疑。
4、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激发企业活力。
2010年中国企业总数45.3万个，2013年35.3万个。10万个工业企业消失。2010年私营工业企业27.3万个，2013年下降到19.5万个，7.8万个私营工业企业消失。民营制造业死亡率26%。
高成本，是导致企业批量死亡的重要因素；而制度，是导致高成本的系统性原因。
改革财税制度，降低政务成本。
打破金融垄断，降低融资成本改革土地制度，降低用地成本。
废除计生政策，降低劳工成本。
5、释放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动力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突出的问题是两亿多农民工如何市民化。然而，基于户籍限制的住房限购政策，却试图依靠行政力量，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由，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抑制农民工的市民化，实质上就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逼迫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附加值和使用价值极其低廉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
回乡过节：1.5亿人×2000元/人＝3000亿元回乡建房：1亿人×100000元/人＝100000亿元制度上广泛的不平等，扭曲了资源的分配和人员的流动，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废除这些不平等的制度，给予人自由和平等，让市场决定资源分配，城市化才有基础。
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6年五大任务：
（1）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
（2）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3）化解房地产库存。
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4）扩大有效供给。
（5）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京公网安备110106020046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