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是中国经济关键时期
我个人认为”十三五”是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时刻。这是因为在”十三五”期间,我们将面临一系列严重的挑战。
第一,“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能否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新要求,最关键的就要看接下来的五年,我们能否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如果我们能够在未来的五年中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则十八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新要求就有可能实现。反过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波折。
第二,三中全会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完成本决定改革任务。三中全会一共提出来365项重大改革,有些改革已经得到落实。有些改革已经编制了方案正在落实。有一些改革方案还处在进一步的建设和讨论过程中。按三中全会的要求,在“十三五”末,我们必须全国完成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所有的改革。
第三,以可控的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当我们处在高速增长阶段的时候。经济的持续高度增长可以掩盖消化吸收各种矛盾和风险。当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以后,在那个时期所积累的矛盾和风险在接下来这个阶段则可能集中爆发。我们采取方式,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则不可避免。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主动释放风险。让风险有续释放不断的减轻压力,我们才有可能避免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
接下来的挑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市场上90%的国家都会出现长期的经济衰退,我们把它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目前正处在十分关键的时刻。我们认为体制改革,宏观政策,具体的措施如果出现重大偏差。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杞人忧天。
迈入高收入社会世界银行把世界所有的国家分为四类,第一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新世纪之前我们一直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成为世界上的下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中国收入跨越下中等国家,我们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果在“十三五”的五年中,我们能保持中高速增长,那么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有可能超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到高收入社会的行列。当然与之相关的要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的地位。过去我们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时候,我们在全球分工的时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劳动的成本大幅度上涨,还有土地能源,资金原材料的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别的出路,唯就通过创新,逐步在高附加值,搞科技含量的产品上形成我们新的优势。也就是从产业链的低端逐步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李克强总理经常讲“双目标”,所谓双目标说的是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最后一条是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是全球合乎经济金融规则的被动接受者,我们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被动的接受者。这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是极不相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提高硬实力的同时,必须提高我们的软实力。批判通过积极主动的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来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步的成为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决定者,至少应当是积极参与制定者。
在1978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8%,创造了奇迹。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把高速增长的时期维持30年?中国达到了35年,因此达到了世界的奇迹。2016到2020年,这是”十三五”规划的五年,同时也是全民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实行2020年GDP增长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在这五年中我们需要年均6.5%的增长。我们才能实现GDP翻一番的目标。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实行这个目标有条件,有可能。
但是我们充分认识到它是一个有难度的目标。五中全会着重阐述了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它是要着力解决新的增长动力。当原有的增长动力大幅度的下降至后,如果不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则有可能出现新旧增长动力的青黄不接。那怎么办呢?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
协调发展是要解决发展的平衡型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的问题非常突出。这就需要走上协调发展的道路。
绿色发展就是要合乎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问题。要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过去我们依靠自然的高效和高投入,环境的增长实现经济的高度增长,这条路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开放发展主要要解决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世界经济会在相当程度上对中国产生影响。但是这些年以来,我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壮阔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会决定世界经济的状况。
所以中国与世界是一个高度关联,相应影响的一种发展。共享发展是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必须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现代化进程他只有参与现代化进程才有可能公平的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接下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明显提高,消费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增长日益转变的立足于消费扩张的轨道。
第二,在供给结构当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的来自于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我们必须着力深化改革,让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
在“十三五”这五年中,化解产能过剩,应当是通过经济重组,优胜劣汰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只有当行业的集中度明显提高以后,行业才有可能形成有序的竞争环境,行业的盈利能力,竞争能力才有可能得到提高。
一方面我们需要鼓励通过市场机制经济重组,另一方面政府要为劣势退出提供通道这样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第二,需要再一次解放人、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活力,这是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通过解放生产要素,激发他们的活力,我们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今天这些生产要素再度面临障碍。这就需要我们再次解放。
第三,我们强调的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奥巴马的应对策略就是再工业化,或者再制造化,采取各种措施来吸引那些已经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制造业企业重新回归我美国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