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伤需要时间
在程晓陶看来,中国的城镇化导致水灾风险的增长是必然的,这也意味着城市内涝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不是说今天市长市委书记给你承诺了,明天这个事儿就能解决。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复杂的、需要高投入的事儿。”
他以日本鹤见川流域为例分析说,1966年的台风使鹤见川流域6万多户受淹,经过近20年的治理,到1982年只有5000户被淹,“现在还是同样强度的降雨,基本上只有几十户,甚至几户被淹,现在的标准比原来的防洪能力更强了。”
程晓陶表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内涝是世界城市的共同问题。1999年,日本九州首府博多、首都东京相继暴雨成灾,两地都发生了地下室里淹死人的事件,举国为之震惊。
随后,日本城市改变了“重地上,轻地下”的思路,开始对地下排水系统进行补课。“日本建地下宫殿,实际是走了弯路之后的无奈之举。”程晓陶说,也正因为走了弯路,补课之后的建设成本、维护成本、运行成本都成百倍地增加。
1965年,美国新奥尔良曾因飓风袭击造成74人死亡,美国国会通过防洪法案授权修建飓风防护工程,但工程一拖再拖,预算费用由最初的0.85亿美元,上升到7.38亿美元,最终又因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重提,此时,预算已高达146亿美元。
汛期频繁出现的内涝对城市人民生活造成困扰,城市排水系统老化带来的问题受到了政府的关注。可以预见,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部分重要城市进行排水系统和排污系统的改造冲动尤为突出,这样也给相关的行业带来了商机。
中国城市的投入显然不会更少。从2011年到2013年,武汉市在排水设施建设中的总投入为124亿元,未来三年,武汉市还将计划投资130亿元,完善17个排水系统。据称,届时武汉市的地下管网的排水能力将达到可抵御“十年一遇”降雨的标准。
在程晓陶看来,在“补课”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权责不明、相互推诿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有379座城市的防洪工作由水利部门负责,有114座城市归口城建部门,另有142座城市由两个部门共同管理,还有7座城市未明确管理部门。
正是因为这种现状,程晓陶担心住建部“一刀切”的做法难有效果。他希望体制尚未厘清的城市在补课过程中要注意各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北京市直到2011年,4000多公里的排水管网才全部由市政工程管理处移交给北京排水集团运营和管理。
显然,疗伤需要时间。程晓陶认为,对于城市执政者而言,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可持续的、统筹规划的、可以实施的方案,“然后一届届政府去实行,去推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