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一定要建成混合社区，如果一味习惯以吸引眼球为出发点进行规划，将工业区、教育区、商业区隔离，就会造成巨大的能源消耗，城市空气质量也会越来越差。”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城市化质量分论坛上的一席话让混合社区的概念深入人心。
就混合社区这一概念，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郑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这一规划形式早些年就有实践，只是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在已经建好的城市中，只能进行更新改造，或规划卫星城市来建设混合社区，这也是城市化路径的一种探索。”她解释。
新城市时代的挑战
2011年末，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1.27%，并且以每年1%的速度继续增长，2030年预计将达到70%，10亿人将居住在城市里，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城市时代。虽然已进入城市型社会，但现有城市在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环境质量等方面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城市时代的要求，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都在积极建设自己的商务区，通过吸引国内外跨国公司总部、金融保险机构和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建立便捷的国际资本市场，汇集众多高端人才，使商务区成为集散各种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重要地区，为GDP作贡献。但是，资源过度集中带来的隐患已经呈现出来。
“比如北京的CBD，这里汇集了大量国内外大型跨国公司，人流非常集中。但因为地域的特殊性，CBD的房价和地价过高，很难形成有规模的居住区，这就使工作在这里的人们被‘隔绝’于外，人为地造成了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郑艳举例说。
事实上，这只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副作用的一个缩影。有专家指出，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即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教育问题、城市医疗卫生问题、城市住房问题、城市征地拆迁问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问题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
治理背景存差异
“城市病”不但症状多样，而且病因复杂。很多“城市病”的产生有发展方式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城市规划是建设美好城市的基础，但我国在这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规划的执行缺乏连续性和严肃性、城市规划理念落后、城市管理欠科学等。
“在治理‘城市病’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背景的差异，这是无法忽视的。首先，我国的城市规划还不科学，立法效力不强。其次，我国对资源的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是集中决策方式，而西方国家是分散决策方式。也是就说，我们国家是以政府为导向，而西方国家是以市场为导向，要实现这一跨越，目前是很难的。再次，我国与西方国家关注的点不一样，我们关注的是大机构的需求，没有充分了解更多个体的需求。”郑艳分析道。
她又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在宁夏调研生态移民时遇到了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当地政府为农民建了廉租房，让农民变成城市身份，但好些农民并不乐意接受，因为他们考虑到住房附近的工厂是否愿意接收工人等问题。”显然，这就是城市化失败的一个方面，政府并没有考虑到当地农民的真正需求，筑了巢但没有引来凤凰。
用混合社区治“城市病”
“我国有些大城市非常脆弱，当城市资源过度集中、城市承载能力过高时，就需要适度释放。”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谢欣露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城里赶，晚上往城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
“实际上，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已成为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绊脚石，这也是很多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谢欣露称。
在城市化质量分论坛上，张跃表示，城市一定要建成混合社区，有些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并且在积极改造城市功能。比如，德国政府在很多居住密集的地方用优惠政策支持建写字楼，支持商业密集的地方出租公寓或进行住房改造;在纽约和北美很多地方也有相关的政策支持。他分析，单一建设开发区、工业区，后果非常严重。将工业区、教育区、商业区隔离，会导致人们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路上，能源大量消耗，生活不愉快，空气质量也会下降。
“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这种城市更新的经验，但前提条件是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另一个途径就是建设卫星城市，合理规划城市布局，将生活区、工作区、休闲区建设到一个辐射圈内，让人们的生活真正便捷起来。”郑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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