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城市可以被作为生命体看待，它必将经历发展和繁荣，也会面临衰落和萎缩。城市萎缩并不是只有中国才会面对的问题，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城市并非假以自然力量形成，而是在社会和经济资源地不断调整变化中积累前行的。例如，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由化浪潮，俄罗斯在后社会主义条件下，迎向政治观的瓦解和世界贸易方式的分化，造成了一些地区逐渐从国际经济体系中脱离。而英国作为曾经的首个经历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伴随着“撒切尔主义”政治理念的深化，城市中传统制造业的衰退加速，失业率上升。这些社会经验平行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让人在如火如荼的中国城镇化中获得启发。城镇化目前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带动力量，我们是否能够诚恳且严谨地作出预估，中国到底需要多大的城镇化空间来满足人口和经济的需求?当中国人在未来20年中慢慢走向一个新阶段，是否也将遭受城市衰退的影响?
人口与萎缩的城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教授指出了人口与城市衰落之间可能的关系，“当一个国家人口不增长或减少(这一般出现在发达国家)时，当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人口不增长而老化时，因为人口老化，生产能力和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乏力时，就可能出现萎缩。”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在2007年完成的《世界人口与城市化》调查显示，预计在2100年，世界总人口将达到90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将达到70亿人。这意味着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比重将为7比2。虽然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但难掩一个事实，中国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中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曾在文章中写道，“城市进入衰退期的事实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只是人对衰退的无知。最可怕的是，拒绝承认衰老的事实，拒绝学习衰老的知识。”城市的发展是与人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步的，当经济格局无法突破瓶颈，人口格局走向以少养多的局面时，城市的衰退必然在产业衰退的预演中，带来对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和城市更新的深刻影响。
另一组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工作人员人口占比为60%以上，工作人口比重最高峰在2010年，达到70%以上，而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会回到63%左右。假如人口红利不在，中国经济转型缺乏实质性进展，城市的状态是严峻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认为，中国未来人口红利的消失，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必然的。但另有一些人则对中国经济保有信心。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的姜珺教授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绝对的悲观局面，“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几条出路，第一条出路是技术密集型的美国方式，我们今天使用的电子产品都来自后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时代，得益于美国人在冷战期间航天航空技术爆炸后的民营化，包括核心技术的解密和投资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种出路是日本方式，即在本土人口老化的局面下支持企业走向海外，依赖他国劳动力和市场赢得发展，这种模式也适用于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第三种可以称为中国方式，中国以家庭和村社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应该予以部分保留，从而可能充分利用中国腹地乡村的空间和小农经济传统。”
经济动力的成熟是否能够规避城市紧缩，还是我们在根本上并不能真正避免城市衰退?除了普适性的人口问题，中国城市在不同区域和地区差异下，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将这些二元矛盾的对立抽象为一些关系变量。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北京万科总经理毛大庆博士在一次相关论坛上谈到，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彼此消解的关系，“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速度与公共经济资源均等化逆向之间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转型之间的赛跑。”如果正能量跑过负能量，城市又将迎接新的一轮机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后工业化而经历城市衰退，中国所面对的契机正是国家发展的临界点。
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的收缩
不同国家经历的城市萎缩都基于不同城市发展的策略和自身条件，一些城市被动地走向空心化和废墟化，而另一些城市，在一些学者眼中则承载着一些机会。城市的无序粗放式扩张，在一些人眼中，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为何城市不能将注意力集中于既有资源和机遇发挥其能量，而是要广泛发掘呢?
中国政府再次重申了他们对乡村土地的承诺，有关18亿亩可耕种土地红线不可动摇的声音再次响起。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断有经济学者、规划学者和粮食专家对此焦虑地提出批评，为了确保本国粮食安全和需求供应，这一立场尤为坚定。这意味着，土地的紧凑化发展是必然趋势。如果资源约束是前提，那我们应该合理调控城市增长才是。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如何使今天的城市开发可持续?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唐克扬先生谈到，“城市是否可以主动地调节粗放式增长?根本的一点是不能以刺激消费和扩大供需作为发展经济的唯一手段，而应让人们以最小的资源(时间、精力、物资、能源)代价换取最大限度或者说最适度的生活满足。”但是除非高度理性和自觉，人性是讨厌自我约束的，英国等国家自20世纪以来对紧缩城市的讨论和实践，证明了个体在未看到城市因收缩带来的积极影响前，可能不会充分理解少数专家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考，长远利益和局部满足之间天然的沟壑，需要决策者与民众积极协商互动，彼此补益，更直接也更可行的是以合理的利益关系辅助漫长的学习过程。“要让开发者，消费者和服务者之间有一种更平等的关系——如果不是自己的家园和生活，如果污染防治措施要付出不能承受的现实代价，谁会自觉自愿地以眼前利益的牺牲去换取不可见也不能享受的明天?”唐克扬补充道。这一点已经在邻里关系中被充分印证。人们的邻里关系会因为居住地的密度形成相应的心理结构的变化，生活在郊区的大部分居民会将其居住的整条街区看成居所，而收缩型城市中的居民则相反。
心理上的退缩性也带来了精神状态上的问题，在英国，曾有一年里十几人死于邻里间的噪音污染的记录。某种程度上，人们生活在紧缩城市的潜在犯罪的恐慌中，但更难以解决的是可持续立场下的交通问题。在英国一些城市密度较高的市中心街区，城市越紧缩，人们越希望拥有小汽车。
由于先行工业化的城市，其紧缩的原因分布于全球范围内的去工业化、郊区化、后社会主义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衰落并不能反映出积极的信号。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对于探讨城市的衰落与否有着特别的意义，它将揭示，除了那些因为资源枯竭而改弦更张的城市之外，远在几十年后的城市萎缩将呈现何样格局。
经济的影响力
姜珺认为城市的收缩和萎缩，一字之差反映的是态度的主动和被动，主动意识反映着城市人根据能力调整自己的规模和规划策略，根据此消彼长的状态选择发展的方向，而被动则是人们对现状无可奈何甚至无所作为地接受。杨保军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没有城市会主动选择收缩，即使在明知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每个城市都得生存，不会自愿牺牲。这种收缩战略多运用在城市发展时期。当总人口不增长时，城市之间的竞争不会停止，竞争力也不会相等，故此强者胜弱者败。”
但“真正被动的萎缩并非衰落本身，而是城市对未来的衰落没有针对型的战略和规划，”姜珺说，“空间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空间驱动因素之间永远存在着因果互动，但其关系是辩证和福祸相依的，我们并不能说城市衰落是可精确预估的，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未来是有迹可循的，余地还是有的。”姜珺进一步指出，“欧美的去工业化正是中国未来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不同，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数很多，包括国内因素、国际因素都会有影响，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人口老化之前找到一种国强民富的双赢道路。”
但是，建筑评论学者史建的观点更来自对学科内部的反思，他说，“世界各地的城市化，无论进程差异都遵循着现代性思维，指向更美好的生活，实际上未来的城市是有生命的。过去，因为我们习惯于假想美好的未来设计城市，而没有从城市衰落的悲剧化视角思考，任意城市可能是一个悲剧性城市，城市规划可能是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高度发明的欧洲国家已经过了这个时期，我们如何规避和预见这些问题，才是意义所在。”史建认为持有更全面的态度看待城市变化，可能更有益于绕过潜在的危险。“螺旋形发展并不意味着螺旋形上升，中国未来面对的现实环境比较艰苦，无机会于全球性压榨，只能压榨自己，所以如果做不好，结局可能比西方社会更悲惨。而由于惯性发展的路径依赖，每一个体都被裹挟在其中，没有人能够改变。”
杨保军预估，至少要在中国城镇化完成后才可能出现城市萎缩，他以印度为例，“印度人口增长最快，城市化水平低，将来会建设约5个美国才能完成城市化，再不理想的城市，暂时也不会收缩。”中国城镇化完成大约需要20年到30年，“不会所有城市都出现萎缩，而是转型慢的和缺乏创新的一部分城市萎缩，具体表现为人口外迁。而另有一些城市转型成功，或者有创新，则会吸引那些人口。”对于国家而言的此消彼长，“因为收缩毕竟浪费了大量设施，并且可能走不出衰退。对城市来说则是灾难”。在去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2013年工作任务亦包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等，对于城市规划师而言，是否应在审视城市规划的根本价值中，抛除规划者的自身利益，在必然与可能性之间投入更多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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