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与冷酷的投资人
1994年下半年，阎焱成为AIG旗下的AIF (AsiaInfrastructure Fund)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公司的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成为在海外进入风险投资行业最早的中国人之一。
2000 年，中海油第一次纽约上市失败，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传言，再加上市场条件不好，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中海油一定有什么问题，对其前景表示悲观。在此背景下，阎焱和中海油的管理层有了第一次的接触。
阎焱跟卫留成(时任中海油董事长兼CEO)、傅成玉(时任中海油执行总裁)在高尔夫球场见了面，一场球打下来，重要的条款几乎全定下来了。中海油的项目报上去，被AIG的投资基金委员会给否了，9个投委会成员反问阎焱，“你说这么好的公司，为什么上市失败?”阎焱非常郁闷。
临近岁末，AIG在新加坡开年会，基辛格(AIG基金的工委会主席)对阎焱说：“你看起来不太高兴啊!”阎焱讲了中海油的事情。“如果有一家美国石油公司拥有全美国所有的沿海石油开采权，你认为它的发展前景如何?”阎焱说。中海油在中国，就拥有这样的实力。基辛格很震动。此后，阎焱在两个月内完成了对中海油2亿美元的投资，李嘉诚跟入。一年后，中海油在纽约成功上市，AIG的2亿美元投资，不到两年，就变成了6亿8000多万美元。
那时候的风险投资在中国还处在早期阶段，“十多年前我最早在中国做风险投资时，人家常叫我们皮包公司，因为我们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钱，老背着一个包游说别人投资。”
阎焱在AIG呆了8年之后，才来到了软银赛富基金，这是美国的思科集团和日本的软银共同成立的一只面向亚洲市场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总共有10亿美金，有4亿美金放在了中国，这是软银赛富一期基金的全部来源。
2004 年，软银赛富投资盛大网络成为中国投资行业最经典的案例。当时的盛大，由于投资者撤资风波、与韩国Actoz公司的私服纠纷，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当阎焱决定投资盛大时，外界都惊呼“看不懂”。
两年后，软银赛富退出时，4000万美元的投入狂赚了5.5亿美元，得到了15 倍的回报。对此，阎焱认为，盛大上市之前，全世界尚无一家在线游戏公司上市，它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2005年7月12日，软银赛富独立，募集第二期基金6.4亿美元;2006年，阎焱募集的第三期基金是11亿美元。李嘉诚曾主动表示要向阎焱投资3亿美元，却被婉言谢绝。最后，阎焱只接受了李嘉诚的 1800 万美元。
软银赛富独立后，原软银亚洲的团队成员都留在了赛富。阎焱做到了成功独立，又与老东家不伤和气。以阎焱为首的管理团队取得赛富的全部GP股权。这意味着，新基金的投资回报中的20%将全部归阎焱等管理人员。
赛富十年，从最初两个员工，到2011年的78人。阎焱归纳赛富创造了两个第一，“赛富是第一个从国际投资机构中作为中国人的团队独立出来的，也是第一家中国人的团队在国际资本市场突起的，赛富的第一只独立融资基金比IDG和鼎晖都募集得早。”
因此阎焱被称为中国的“VC教父”。他每天查阅上千封邮件，每年看三四百个项目，参加无数的会议论坛。分众传媒、百度、阿里巴巴、巨人网络等都是他的作品。
阎焱认为：“在风投业，真正看重的是机构是否作为领投人进入一家企业，特别是第一轮。一定要做出有开创性的投资，而不是做跟随者。如果只在第三、四轮进去就无任何意义了。”他很少跟着市场热点走，这两年很热的团购，赛富都未投。
成就阎焱的，则是他的“够贪婪和够冷酷”。“贪婪就是充满希望，下注在一个看起来只有万分之一可能的事情。冷酷就是同时要保持非常冷静和高度理性，不能为某些表面的东西所诱惑。”阎焱的一位朋友诠释道。
阎焱隶属于“投资家”这个群体，成为财富和资本的代言人。这个群体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他们游走于实业和资本之间，以“拼缝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残酷围猎财富;他们比企业家获利更多、更快捷，付出的代价也更大。他们成为富人的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也因此被天然地当作了“暴发户”和贪婪的“秃鹰”。
海外岁月
经济学家金岩石称阎焱为“中国投资行业中最牛的一个人”。这指的是阎焱对行业判断的前瞻性和判断力，也与其过往的经历密不可分。
阎焱祖籍河北，1957年生于安徽。1975年在安徽安庆潜山县插队3年。1977年，阎焱考入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进了当时三机部下属的合肥的一家工厂。1984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费孝通的研究生。
两年后，阎焱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喜欢这个国家：“我记得特清楚，坐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车。高速公路上全是车，晚上，车灯都开着，就像一条长的光带，非常壮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在他看来，80年代初的理工科留学生居多，这些学生们时常聚在一起，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英文又一般。毕业后，大部分人的前途就是拿绿卡，找一份工程师的工作。
阎焱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深知在美国社会，英文的重要性。初到美国，他搬到了一个美国老夫妻的家里，交了一年房租，那段时间，他不和任何中国人来往，也不看任何中国文字，一年后，他发现自己做梦都在说英文。他知道，英文过关了。
普林斯顿给的奖学金够多，阎焱不用去打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阎焱就花了6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接下来则是心无旁骛地读书，他对自己未来的定位是做研究，回国当教授。在普林斯顿，有两个人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一位是余英时，一位是杨小凯。
阎焱跑去上余英时的课，余先生乡音未改。课后，阎焱跑去跟余英时交流，“余先生你是安徽人，他说是的;你是安庆人，他说是的;你是潜山人，他大为诧异。”有一位普林斯顿的校友捐了100万美元用于公益事业，这笔钱由余英时、阎焱和另外一位校友管理。
这笔钱资助的第一个人是画家张朗朗。张朗朗的父亲是国徽设计者张仃。“文革”时，张朗朗因反对江青，被判死刑，在秦城关了7年。
多年后，在众人悼念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时，阎焱在微博上写道：“小凯曾告诉我，最聪明的人都死在监狱里了。”
杨小凯是高阎焱几届的师兄，出现在普林斯顿的他，不是特别合群，显得非常冷静。阎焱记得，一群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几乎每个人都非常激动，但杨小凯只是很冷静地在旁边坐着。在阎焱看来，他是人群中的鲁滨逊，独立，冷静，是经济学界的王小波。
毕业后，阎焱来到了世界银行的政策、计划、研究部，从事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双重学术背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思考和熟悉，使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他做了两个研究，一个关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他把统计学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统计;另一个则是关于中国的保障性制度改革。研究背景是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大问题就是企业办社会，企业既有电影院，也有托儿所，还有医院。研究到最后，他的结论是企业一定不能办社会，要把这些福利性的功能推向社会。这个结论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阎焱是这个研究的参与者之一。
在世界银行呆了两年，阎焱跳槽去了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他是第一个去该研究所的大陆华人。尽管收入低了一半，还要交税，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因为他的同事有美国副总统、美国副国务卿。
“在那里，你所积聚的是最顶端的东西，你将来要干什么，从那儿作为起点就很容易。这个是我当年插队时想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在农村最底层的时候，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难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阎焱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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