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国道及高速公路总局(National Roads and Motorways)局长维特茨基(Lech Witecki)说，很显然，有人并没有考虑到这项文件规定。
青蛙通道并非中海外在考虑这项工程时明显忽略的唯一细节。皮亚提克说，中海外最开始没有书面预算。他说，这项工程的成本最开始算错了。
在波兰，参与工程的所有人似乎都很信赖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能保证这项工程的成功。
曾任波兰基础设施部部长、现任欧洲议会议员利贝拉兹基(Boguslaw Liberadzki)说，任何有关中国是否能完成这项工作的疑虑都被打消了。他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说，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中国政府是有钱的政府，他们想进入欧洲市场，他们会负责所有损失。
虽然中国在非洲和亚洲等地的工程资金状况经常不明朗，但分析师说一般都是中国政府掏钱。中国公司通常不会面临当地监管，可以输入任何需要的设备、原材料和工人。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使馆会与当地政府商量出解决办法。
在筹备这项工程时，傅腾玄努力想让供应商同意他的条件。他的翻译克里斯提克(Artur Krystek)说，他经常对销售人员说，他们能和这样一个中国大公司做生意是他们的运气，然后要求对方给出20%和40%的优惠。克里斯提克说，他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工程。
时任中海外高级当地工程师的皮亚提克说，当注意到问题的出现时，中方工程师表示政府官员会解决。皮亚提克回忆说，他们根本不听，他们说，中方会有人来解决所有问题。
傅腾玄的一个难题是雇佣愿意以低价建设公路61个天桥的分包商。2010年11月，傅腾玄组建好了一支工程队，但什切潘尼亚克以工程队太缺乏经验为由否决了。
据多位知情人士称，几天后，傅腾玄回到了中国。皮亚提克也辞职了。
后来由47岁的工程师孙航负责。他是中海外财团合作伙伴中铁隧道集团的工程师，在迪拜和香港有过工程经验。
孙航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也有更多的工作要接手。不久，大约200名中国工人到达施工现场，压路机碾平地面，一条施工便道铺好了。什切潘尼亚克说，他觉得当时还是有可能按时完工的。
然而，什切潘尼亚克说，当他在2011年初左右要求中国工程队保证为骤降的气温做好准备时，中海外派发了外套及其他厚衣服，而没有按照他的要求配备适合冬天使用的重型设备。孙航未回应置评请求。
2011年2月，中国农历新年时，中海外在当地一家中餐馆请波兰工人吃饭庆祝，喝酒用的小酒杯底面印着毛泽东头像。
据波兰国道及高速公路总局称，到了春天，中海外似乎陷入了资金短缺。一般情况下，中海外会在稽查员确认一项特定工作后30天获得付款。但波兰国道及高速公路总局说，孙航当时要求更快地拿到钱。稽查员说之所以延迟付款，是因为备存纪录没做好，施工也有失误，包括工人在混凝土中放置加固钢筋的方式有缺陷。
什切潘尼亚克说，有时施工做得很棒，但由于“文件不足以证明施工质量”而导致付款延迟。
2011年5月初的假期过后，许多中国工人没有返回波兰，机器也停了。
在什切潘尼亚克的逼问下，中海外的孙航解释说他没钱了。中海外完成了大部分运土工作，但仅仅铺了一条施工便道而已。
接下来的几周，中海外的账单堆积如山。分包商放火烧轮胎以抗议公司拒付款项。于是，中海外总经理方远明5月底从北京飞往波兰，计划解决索赔事宜，重新启动建设并尊重合同条款。
但施工并未恢复。到2011年6月初，波兰总理图斯克(Donald Tusk)注意到了这一事件。据与会人员称，他与中海外高管及中国驻波兰大使孙玉玺见了面。他告诫说，这项交易不能重新协商，因为欧盟规定禁止对公共采购合同进行调整。
据一位目击者称，在一次会议中，中国驻波兰大使孙玉玺承诺，中海外会为了“中国的荣誉”履行其义务。这位目击者说，当他们在第二天下午再次召开会议时，孙玉玺却传达出不同的信息，他说中国政府对一个“独立公司”的影响力有限。孙玉玺未回应置评请求。
波兰国道及高速公路总局局长维特茨基说，6月9日，中海外总经理方远明对他说，需要另加3.2亿美元才能恢复施工。这将使得总成本比中海外的竞标价高出70%。
几小时后，波兰政府炒掉了中海外。中海外高管对此感到震惊。当时与这些高管在一起的中海外媒体顾问奥斯沃斯基(Pawel Osowski)回忆说，他们说，天啊，这是不可能的。
中海外出局后，波兰方面聘用欧洲建筑商来完成公路施工，但价格比原先要高。
波兰国道及高速公路总局希望能以中海外及其合作伙伴在工程伊始承诺的工程履约保证金来抵消成本的增加。如果施工停止，中海外就需要支付3,700万美元的保证金。问题在于：这些钱大部分都存在了中国的银行账户，目前牵涉许多繁杂的手续和法律诉讼。波兰国道及高速公路总局已经在北京和郑州的法院向当地的分行提起诉讼，试图使这些资金获得释放。
当被问及是否还会雇用中国建筑公司时，波兰国道及高速公路总局的维特茨基说，我们需要修路，我们需要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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