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保护后的云阳张飞庙
古代建筑保护现状
记者：您曾参与的历史建筑保护项目有哪些?您个人的保护原则是什么?
吕舟：我们保护的对象从类型上说，包括村落和古建筑群、遗址、石窟、寺庙宇观等，从修复层次上讲，我们主要承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保护设计和相关的研究工作。四川地震发生后，我们负责都江堰二王庙和伏龙观的修复保护，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如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淹没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中，我们都承接了重要的项目任务。每个项目都会有自己的技术难点，例如如何修复、修复效果等。
我们主张在保护中使用原有技术，不提倡用现代的技术干扰它，因为古建筑的每一部件反映了其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和文化形态。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最小干预，把对本体的影响减到最低的程度。任何新做的部分与原物相比，都不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如果替换原有部分就会造成文物本体和其价值的损失。我们要求任何修复是可逆的，不影响未来进一步的保护。所有修复过程要备有技术档案，新建部分要有年代标示，不能造成对文保建筑的认知混乱。
记者：国外一些建筑学校设有石头病理学等具体的专业分支学科，在历史保护中就古建筑石材进行评估分析，国内相关领域在实践、学术和教学层面上有哪些不足?
吕舟：新的技术主要应用在检测环节。目前，我们在用很新的技术进行检测。在保护中要慎重使用不可逆的方法，例如一些化学制剂可能会改变建筑材料的分子结构，这对文物有很大影响。如果一旦错了没有退路，而文物是不能让你做实验的。
当前国际交流迅捷，设备、人才可随时引入，不存在技术距离，在实践上完全没有障碍，学术层面也没有问题，但教育体系上没有开设这个学科培养相关人才。其原因和文物保护行业发展有关，现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快速发展，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
今年，建筑遗产保护在建筑学中刚刚被定为二级学科，因此可在建筑学院开设学科进行教学。作为新的学科需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记者：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对历史建筑的修复和保护是通过古建筑学家之手完成的。实际上，建筑保护和古建筑研究是两件事情，建筑保护有相应的保护技术体系，而古建筑学家可能并不擅长此方向，如何避免这一现象?之前有古建专家提出针对修复梁柱彩画的“修旧如新”的观点，您如何看?
吕舟：通过程序来保证。如果一处文物需要修复，在保护方案制定之后，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对方案进行评估，方案在编制、评审、修改的过程中得到完善，目前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修复方案的确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人可以做很多行业的事情，从19世纪末开始，人们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今天更是团队合作的时代。文保工作历来是一个多学科项目，每个人经验都有不完善之处，只能通过专业协作和程序保障。
记者：目前的古建筑修复委托方一般是政府，您是否有接受过个人的古建筑私有房产的修复邀约?如果有这样的个人需要，如何解决?
吕舟：目前，我们没有接到过个人的委托。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主要承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项目。如果个人拥有一处古建筑，可以邀请相关专业机构进行修复。
记者：您认为历史建筑保护所遭遇的主要局限是什么?能否改变?
吕舟：局限性主要集中在人才储备和材料两方面。我国现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是2532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后，数量恐怕还会有很大增长，从事保护工作的专业人才明显不足。保护的技术人员和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人员都存在缺口。我们现在的主要培养方式是在岗培训，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和各省文物主管部门每年都组织相关的培训，来提高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 。
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传承过程中技艺的损失，实际操作机会不足都会导致传统技术的衰退。
在材料方面也有普遍影响，现在拿不到过去的材料。例如古代用的是一种木材，现在没有，就会有影响。
吕舟，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教授。
本报记者 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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