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依靠持续的高投资和高资本积累来推动的。从 2004 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 40%，2003 年到 2010 年，中国年均 54% 的经济增长率来自投资的贡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波动幅度不大，一般保持在 21% 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同期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 15 个百分点，近几年则几乎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在现代经济增长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人均 GDP 处于如此低位时维持像中国这样高的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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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投资和高资本积累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在经济实现起飞之后和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之后，这种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就难以为继了。特别是为了应对 2008 年的金融危机，2009 年政府推出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4 万亿元巨额投资仅仅换来了几个月的反弹、几个月的 GDP 上涨，却制造了一大堆问题。如果再次启动庞大投资来刺激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
在需求结构上，高投资必然会相应地降低消费。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消费在 GDP 中所占比重高于 50%，到 90 年代这一比重跌至 46%，从 2003 年开始，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重开始大幅减少，2008 年和 2009 年都只有 35%，2010 年为 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尼（63%）和泰国（51%）的份额，也远低于中国的历史水平。在全球 G20（20 国集团，由美国、日本等 19 个国家和欧盟组成）中，中国的消费率是最低的。
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任何经济体中，产出增长在核算上表现为 GDP 三个基本要素的变动的总量，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没有消费，产出就没有变现的通道，资本循环就无法完成。据有关部门的测算，居民消费率每增加 1%，可以拉动 GDP 上涨 0.87个百分点。从理论上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消费需求本来应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稳定、最大份额的贡献者。
消费的萎缩造成内需不足，就不得不依靠外需来维持较高的总需求，结果是越来越依赖出口来维持高增长。外向型经济对国际经济形势非常敏感，一旦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和萧条，就会导致出口下滑。2012 年，我国外贸增长速度明显的回落，全年只有6.2% 的增速，出口增长 7.9%，进口增长4.3%。而 2010 年和 2011 年，出口增速分别是 31.3% 和 20.3%，进口增速分别是 38.7%和 24.9%。2013 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8.6%，出口同比增长 10.4%，进口同比增长 6.7%。其中，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长 18.4%，二季度出口同比增长 3.8%。与 2012 年底相比，一季度出口增速的大幅反弹，主要是套利因素导致的“虚增”。在监管部门加强对贸易真实性的核查后，出口增速明显放缓，6 月份出口甚至负增长。在投入结构上，高投资导致资本投资效率下降。首先，高投资使得总量生产率难以提高。投入由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要素构成。技术进步是提高总量生产率的决定因素，由于资本投入比例高，促进技术进步的创新就比较薄弱，因为企业能够依靠高投资获得高额利润，就没有动力去追求创新和变革。其次，高投资导致资源消耗过快，环境不断恶化。
在产业结构上，高投资导致我国经济结构越来越重工业化。我国大部分投资倾向于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而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投资相对较少，结果是工业部门比重不断提高，尤其是近 10 年来重化工业比重上升较快，从上个世纪末的 50% 上升到目前的 70%，而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则相对滞后。由于工业部门发展越来越重型化，造成了重工业部门产品积压、产能过剩。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其中任何一驾出了问题，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但不幸的是，如今这“三驾马车”都呈现出疲惫之态：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正在过去，居民消费一直不能强劲增长，外贸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成为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