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先民早在五千年前就揭开了石湾制陶业的序幕。汉代以后，由于商业逐渐发达，货币流通量加大，铜多用于铸钱，铜质用品往往以陶器代替，石湾地区亦如此。从佛山市博物馆馆藏零散出土的唐以前陶瓷器物看，器形主要有碗、盘、钵、罐、瓶、魂坛等日用品或葬丧冥具，釉色以青釉、青黄釉、酱黄釉为主。至唐代，石湾制陶手工业形成，并且有一定规模。宋代石湾窑产品种类比唐代丰富许多，仅碗的品种就有敞口浅腹、凸唇深腹、敛口、折唇卷口的，圈足也有高低之分。釉色也比唐代多，除有青釉、酱黄釉外，还有黑釉、酱褐釉和白釉等。施釉方法也有了提高，不仅将釉施于器表，还荡于器内壁。窑的结构也有不同，唐代使用“馒头窑”，体积小，直径仅2米，为“半倒焰式”，在还原气氛中烧制陶瓷，火温只能达到900-1100度。北宋龙窑体积较大，从窑内部看，一般长30米，最宽处2米，窄处1.2米，窑中部最高1.7米，窑中间每隔2米以圆柱支撑窑顶。整个窑的体积约为150立方米，每次可装烧中型碗3万--4万件。由此见，唐代石湾窑发展已成熟，至宋代，由于窑灶的革新，烧制技术的进步，产品质量提高，石湾窑的生产已十分具有规模，成为当时广东生产贸易陶瓷的中心基地之一。元代承传宋制，石湾窑仍以生产日用品为主，釉色较单纯。从出土与传世器物看，釉色仅见青釉、黑釉、酱黄釉及窑变釉，窑变釉数量极少，可能是仿钧釉的萌芽阶段。明清时期，石湾窑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表现在：
1． 窑灶的革新，为石湾窑产量和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技术保证。
明代承袭宋元的龙窑，但在窑的结构、装窑和煅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改革。明正德年间（1506--1522年）建成并一直使用至今的“南风灶”（因灶口向南而得名），是在元代“文灶窑”的基础上进行改建的，把原来设在两旁的火眼由两排增至五排，将火眼改在窑顶并增设3个，每个火眼的距离缩小为30厘米左右，使窑内各个不同的部位都能加进燃料，克服了过去火候不均匀的缺点，同时龙窑的长度也从初期的30米增加到40米。这一改革既增加了窑洞容量，可提高产量，又减少了废次品率。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还摸索出装窑和煅烧的各种方法。石湾没有北方的倒焰窑，只有龙窑，要烧出氧化焰或还原焰，全靠窑工在装窑时根据产品不同要求堆叠器胚。由于堆叠疏密不同，煅烧时窑内气流和煅烧气氛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窑内高温状态下的还原或氧化气氛，加上用劈细的松柴为燃料，一根根往火眼里投放，能成功控制窑温的急速上升或下降，这样就能根据不同胚胎、釉料，在同一窑中烧成各种温度，造成不同气氛，收到预期效果。所谓“画器调色，与画家不同，器上诸色，必出火而后定” 。明代石湾龙窑的改革、装窑和煅烧技术的提高，为后来石湾窑仿造历代名窑产品，创造出绚丽缤纷的各种颜色釉提供了技术条件。此外石湾窑工们已懂得使用陶车旋刀，使器胚里外平滑、厚薄一致；在施釉上除沿袭唐宋浸、荡、蘸、浇、刷外，还使用吹釉方法，这在明代是一项技术革新。
2、陶业行会的出现，促进石湾窑产品的专业化和产业化的形成。
明中期后，石湾窑的生产组织比宋元时的分工更细密，专业化程度更高，有了“陶有窑”、“窑有户”、“户有工”、“工有作”、“作有家”的生产组织结构。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技术的提高和过细的专业分工，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出现了标志着制陶生产专业化的陶业行会。行会最早条例见于天启年间（1621--1628年），据民初李景康《石湾陶业考》载：“石湾陶业订定行例，尚有簿籍可稽者，仅传自天启年间，初分八行。”至清末，共有22行，有大行、中行和小行之别。大行共9行，分别为：海口大盆行、水巷大盆行、横耳行、花盆行、白釉行、黑釉行、边钵行、埕行、钵行；中行有8行，为塔行、缸行、红釉行、扁钵行、大山行、下窑煲行、中窑茶煲行、薄金行；小行共5行，有公仔行、茶壶行、尾灯行、盏碟行、金箱行。以上各行，划分制器界限，不容侵越，“内而厘定价列，以杜内部哄争，外以树立团体，以杜外界之滥入。”行会制度保障了工人的固定工作，因而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对石湾窑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佛山市博物馆藏有一块乾隆元年八月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列》木刻板，是花盆行联行东家（老板）和西家（工人）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工价的高低按所造器物大小、复杂程度、耗时耗工的多少，分为上等价、中等价、下等价三列，每个价位都作了明文规定，从中可见明清时期石湾窑制陶生产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石湾窑产品销售至明清时得到拓展，内销市场由原来的珠江三角洲及邻近范围扩展到省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