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非法集资7.7亿元人民币的浙江东阳吴英案，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即将进入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吴英之所以让很多人同情，背后的社会情绪是对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不满。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非常吊诡，一方面持续高储蓄率，老百姓的钱没有去处，放在银行里，存款利率低，不升反贬;同时，广大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却非常艰难，银行的业务员通常不愿花那么大的成本和风险去给中小企业小额贷款。民企为了获得周转资金，往往要付出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资金成本。高额的融资成本，极大地压抑了民间实体经济和创业空间。
温家宝总理很重视，多次呼吁，一些大银行也试图开发中小企业贷款的巨大市场，但信用的成本居高不下。那些总部在北京、上海和省会城市的金融机构，去考察县、乡、村的额度为几百万乃至几十万的贷款需求，成本实在过于高昂。存款和贷款之间的“毛细血管”不能疏通，资金只得流向大企业、大项目，中国的经济结构如何合理?
要破解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困局，无疑要破除金融垄断。但如何破除，很大程度上却要从中国的社会事实中去找答案，到儒家传统中找答案。费孝通先生的经典研究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像扔一块石头进入水塘而形成的波纹，个体自我是中心点，它是其社会世界的中心，而其他人则如同大小不等的波纹围绕着中心。从差序的角度有利于我们理解人和人的信任是如何构成的，中国人的这种信任关系，或可称为“差序信任”——越亲近的人越信任，而越信任意味着金融风险越小。面对商业机会需要借钱时，美国人也许会更多地想到银行，而一个中国人，往往更多地想到亲戚朋友。在“五伦”中寻找最靠谱的天使投资人，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各种熟悉的社会关系都没钱，最后再找银行想办法。
在很多人眼里，这种依托人际关系的融资渠道很落后，不现代。但它常常有效，因为它符合提高金融效率最核心的秘诀，那就是降低信用的成本。
中国自古有“救急不救穷”的借贷传统，借给急缺钱又有偿还能力的人，而对一个人信用能力的评估，自然是越熟悉的人越有发言权。银行要聘用很专业的人才，发给他们高薪，才能评估一个客户的信用额度是多少。而对于自己熟悉的人，根本不需要什么专业背景就能判断得八九不离十。一个老百姓有100万闲钱，自己的儿子做生意，可以全部借给他。一般来说，儿子总不至于卷钱跑了;如果是堂表亲戚，可以借个50万;但如果是个十多年没来往的老同学，突然冒出来，开口就是借钱，那就需要掂量掂量了。
总之，不要担心中国老百姓的智慧，他们不需要金融专家的指点，根据传统智慧的远近亲疏，就能判断给不同的对象信用额度该是多少。
会不会有人背信弃义，借钱不还呢?当然有可能，极端情况，儿子是混账，借了老子的钱，挥霍殆尽，该怎么办?按照传统，首先他应受伦理惩罚，整个宗族乃至乡里中，这个人的名声会败坏掉，难在乡亲父老中立足——当然债权人也可以诉诸法律。
金融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延伸，金融合作不是依靠坐在电脑前的模型设计来完成的。基于一个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和信任结构来构建的金融体系，必然效率最高。按照中国人“差序信任”的原理，如果真正能够保护鼓励民间金融的发展，理想的中国人的借贷利率，应该是越是亲戚朋友，越是本乡本土的熟人，利率越低，因为信用程度远比北京上海那些不熟悉的机构要高，相应借贷风险就低。
大银行的钱花不出去，地方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困局背后的实质，是中国民间自生的以“差序信任”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和以大一统、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金融结构的不匹配。让民间金融人才到华尔街去打拼估计比较困难，但假如允许他们基于地方，充分利用传统社会资源，合法地办个投资银行，一定可以极大地降低信用的成本，搞活民间金融。
其实，早期江浙民营企业的兴起，就是依靠民间基于“差序信任”的资本合作。从尊重中国悠久的社会传统出发，尊重基于这种传统的自下而上的自生的金融合作体系，给予其合法身份，支持升级，鼓励竞争，比坐在摩天大楼里思考如何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更加有效。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 郭宇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