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7年，温州一些中小鞋企的老板就在考虑将温州模式‘移植’至中西部省份，现如今，四川、重庆都建立了温州制鞋生产基地。2009年6月，温州一家14年历史的皮鞋企业搬到了重庆璧山。璧山每亩工业用地只要3万~4万元，温州每亩要300多万元，我为什么不走?”周德文说。
而曾多次赴温州考察的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也认为，温州2011年借贷风波的源头是产业空心化带来的“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
“所以，当下最关键的是寻找更多有前景的投资项目，而不是简单将民间借贷阳光化。”李坚平说，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已经注意到了温州产业布局的缺陷，这对于未来温州资金回归实业、温州产业升级转型意义重大。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做过一个比喻，说工业是‘圣父’、金融是‘圣灵’、商业是‘圣子’。无论工业还是商业，都缺不了金融，金融往往会扮演灵魂作用，但温州既没有像晋江那样形成独特的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也没有像佛山那样培育出美的、格兰仕等家电领军企业，中低端企业多，一旦无法实现升级转型，在全球金融危机‘风’、国家宏观调控‘雨’、企业盲目扩张‘潮’三者夹击之下，1997年和2008年都安然无恙的温州企业，2011年终于撑不住了。”谢浩说。
温州金融改革历程
1980年10月
金乡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浮动利率。
1987年
央行批准率先在温州实行利率改革。
2002年8月
戴相龙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设想。
2011年6月
温州市股权营运中心开展实质性交易。
2011年8月
温州爆发企业债务危机。
2011年9月27日
温州召开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专题工作会议，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企业协调组、融资协调组、维稳协调组、宣传报道组四个专项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