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全文附后）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刷屏，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所在农村的状况，文章首发的阅读量超过了最高统计10万，之后被大量转发，迅速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热议话题。
黄灯，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广东一家高校的传媒专业教师。这篇在她自己看来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锐的文章，为何会引起了最火爆的舆论关注？文章记述的是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又嵌在怎样的一个农村中？3月初，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和黄灯夫妇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丰山镇丰三村，通过和这个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触，来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黄灯，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广东一家高校的传媒专业教师。这篇在她自己看来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锐的文章，为何会引起了最火爆的舆论关注？文章记述的是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又嵌在怎样的一个农村中？3月初，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和黄灯夫妇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丰山镇丰三村，通过和这个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触，来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黄灯婆婆家的全家福
杨胜刚
人物关系：黄灯的丈夫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他说，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们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孩子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
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省重点孝感高中，他依旧名列前茅，但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
1993年，家里卖了两头猪，卖得一千块钱都给了杨胜刚，这些钱当时哥哥打一年工都挣不到，那是这个家庭对杨胜刚倾尽全力的支持。
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这不仅开启了黄灯与这个家庭的缘分，也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只是黄灯发现，自从2008年杨胜刚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这个原本团结、温馨的家庭氛围就明显改变了。
杨敦武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哥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四姐夫
人物关系：杨胜刚四姐的丈夫
在黄灯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这个家庭中最风光的人，因为四姐夫是当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带大哥杨敦武出去时，四姐夫已经是一个带工人的包工头了。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杨定华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个伴生的毒瘤，记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数字：1990年，全国拖欠工程款近35亿元，1995年则猛蹿至600亿元，到2003年底，更是达到了3360亿元。2003年，国务院还曾专门下发通知，用三年的时间整治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各种惨烈的讨薪新闻，都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李朝辉说，建筑业的层层转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垫资，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来，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