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城市渐到尽头
我们的产业结构面临从工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但城市建设并未给服务业留下发展的机会。
《财经》：
您说的城市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产业结构、资源错配，您觉得这些问题和城市建设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铁：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强调工业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但工业主导的城镇化到一定阶段会向服务业转变，服务业才是未来就业的主体。
可是现在的城市建设给服务业留下发展的机会了吗？可能还得认真地反思一下。
从城市规划角度来说，我们的城市看起来很好，以过去农村的心态来看，城市建设得也很生态文明，但城市变得越来越不方便。可以说中国的城市比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漂亮，可是论方便呢，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城市方便。如果到台湾去，遍地都是地方小吃，有很多小馆，很多饭店，各种服务业都非常发达，到日本也是如此，可是在中国我们没有，发展不起来，没特点。
《财经》：
是的，现在想吃个饭、买点吃的都要开车去大商场。背后是怎样的利益驱动？
李铁：
我们有大量的城市都特别热衷于房地产开发，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地产开发出去了，可是服务业长不起来。原来家门口都是商店，现在都是路，很宽很宽的路，因此我们出门必须得开车。人们忘记了在自己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房子是可以经营很多种产业的，比如经营作坊和服务业。
另一方面，发展服务业，怎样从成本方面来认识城市资源的配置，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崇礼，我跟崇礼原县委书记褚国儒讲崇礼的城市发展，一是会议经济，二是不要搞大规模的开发，少盖高楼，进行小规模的土地建设。服务业只有在小块的土地上才发展得最快。再有一条就是提高土地利用率，不搞大马路建设，都是小街道。小街道密度高而且好租。小门面，小空间，一来可以降低商家的成本，二来可以给游客不同的消费选择，对服务业发展有利。在旅游景点做一个万达那样的综合体就不合适了，因为他只能给你一种选择。
《财经》：
大块土地出租、批地给工业发展，政府方面可能觉得能拿到更多的土地出让金。
李铁：
你说的那个是工业化的老路子了，比如崇礼，我们参与了当地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当地政府完全可以选择发展工业，搞风电或者金矿的话，一年税收分别有2000多万、1.2亿，传统都认为服务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小。在发展工业或者服务业之间摇摆的时候，我就劝说他们，北京的服务业外溢才应该是立市之本，搞会议经济、搞旅游和滑雪场会带来与之匹配的旅游地产，带来基础设施的改变，其服务业的链条长。这样带来的不是一个服务业而是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否则，看似眼前收入高了，但不可持续。
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拿地的目的是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搞基础设施的投入和运营。如果按照政府的想法就会面临几个大约束：第一、非市场化的肯定效率不高；第二、主观因素一定会导致决策失误。况且，现在卖地的收入也已经不行了。
PPP如何解套？
《财经》：
土地财政吃紧，央地两级政府开始推PPP（公私伙伴关系），引入社会资本，引入市场竞争，继续透过投资维系经济增长。但据我们了解，水、电、气等各公共服务，实际上很少对社会资本开放。而且，很多企业也表现出了对和政府合作的担心，PPP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
李铁：
在当时制定政策的时候，PPP是好思路，至少地方政府可以用这个“解套”。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是政府包揽的，来源基本靠土地出让，但是这个路走不下去了，怎么解套？你只能允许民资、外资来参与基础设施的投资、运营和管理，政府来购买服务，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路。
但我们的大环境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不利的先决条件。我们城市的公共服务带有福利化供给的色彩，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再涨就很难。比如水价可不可以市场化？阶梯水价到现在推进起来还有很大的难度；电价，我们知道现在的电力价格是很便宜的，相当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电价，电的问题也带有政府调控的因素；北京地铁，领导过去一句话让人们坐地铁不管多远多久只花两块，现在想涨一点也很难。
但你知道，现在北京的环境承载力又面临很大的压力，有人说要通过控制人口来缓解，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其实也是市场化问题，既然地下水过分开采，我们为什么不加大阶梯水价力度呢？既然资源短缺，为什么不用价格调整呢？比如地铁的票价。
过去可以实行福利供给的原因，是因为企业是国有的，地铁的投入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金来弥补。而现在这两大因素都遇到困境了：市场化更加成熟，运营成本越来越高，土地出让收入难以维持原来的增长。
不过，现在政府想要通过PPP这个方式解套时，民资及外资运营首先会考虑一个问题：我是要赚钱的。我要赚钱，这样，我就得考虑：价格能不能市场化？价格不能市场化的话，就不能赚钱。万通创始人冯仑之前讲了，企业不能赚钱怎么会加入PPP？
另外，运营管理怎么做？国企将运营权卖给你，原来管理的这批人怎么办？他们愿不愿意放弃？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还有法律环境问题，都非常重要。
我们最近在国家新型城镇化62家试点中，有一项改革内容就是关于PPP的。后来我们下去调查，都说很好。但签的很多协议中，落地执行的很少，几乎没有几个真正实施起来的，因为一个项目面临着成本、福利、运营管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种大的体制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PPP的方式将很难推进。
《财经》：
我们的政府习惯大包大揽，但这不是市场化、城市化的思路，PPP如此，城市发展更是如此，那在城镇化后半场，您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李铁：
新型城市将来还会有一个大型的计划调整，但总的来说也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思路。从一个企业发展思路的策划中，政府做什么？就是公共服务。
举例来说，崇礼虽然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政府服务意识很强。首先是干预很少，其次是不限制投资，第三是服务型政府。崇礼三任县官对企业的扶持力度都很大，政府主动公关来解决交通问题，交通问题解决之后又带来新的变化。所以，服务型政府是比市场选择，区位条件等更重要的一环。
《财经》：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关键的政府服务是什么？
李铁：
我觉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交通，但是目前我们的交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虽然私家车也能带来消费的外溢，但在国际上，主要还是通过轨道交通。政府老想着修高速刺激经济，要发展工业，引进汽车厂，然后把车卖出去，当初如果把轨道交通建起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人用车了，也就没有那么多拥堵问题了。
《财经》：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曾经说，我们人多地少，美国人少地多，如果要东亚城市学美国和加拿大，这城市就是死路一条。现在轨道交通开始受到重视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并不喜欢选择轨道交通出行。
李铁：
我们的问题是根本就不方便，这怎么聚集人呢？我们这些年对交通的认识没有和方便联系起来，我们的城市建设也没有和方便联系起来，地铁站的建设将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我们更多地注重城市的形象建设，忘了它最重要的目标：方便。
交通流量如果不能在一个点上迅速地放大，就不会带来周边地产经济的逐级发展。但是在东京，它的金融街挨着东京站，皇宫离东京站也就一公里，新干线、城市轨道、地铁等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汇聚到这里，从而带来了人流的迅速增加和疏散。
交通能方便地聚集更多的人，人多了才有服务业的出现，房地产业得以增值。地产升值既解决服务业发展问题、铁路的财务问题，又为人们的需求和使用提供了便利。
《财经》：
比如，把高铁站建到城外，就非常不方便。
李铁：
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政绩等原因，不愿意增加在城里的拆迁和协调成本，其次是想通过高铁站带动新城，增加地产收入，结果大部分都失败了。
现在大量郊区没有和其他站点接通，所以人口聚集能力就大幅度下降。本来是一件快的事情，比如说我从泰安到济南，高铁通到城外，我到城外就一个小时，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但你不和其他站点结合，疏散也慢，服务业也聚集不起来。从成本上看，和其他站点结合导致地价升值，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高铁建设的成本。再有，传统时代，只要你有交通，大家都依赖那个，城市会以此展开，但现在交通速度快了，选择多了，如果交通附近干啥都不方便，大家也只会迅速聚集和散开，并不会形成有活力的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