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全局，运筹帷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到提出选择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再到部署雄安新区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宏阔的战略格局、强烈的使命担当，筹划部署、把脉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京津冀三省市考察调研，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实施，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指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他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他考察北京市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
在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略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务是重中之重。而选择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构想也逐渐浮出水面。
对首都北京，作为“老北京”的习近平感情至深——
“凸”字型的格局，“九经九纬”“左祖右社”的考究……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先进的理念，体现着中华风格、首都气派。
然而，21世纪的北京，虽前所未有繁华，却面临“大城市病”的种种困扰。
如何在时代的演进中焕发出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正在快速迈向民族复兴的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破解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难题从而推动协同发展?一系列时代追问，萦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头。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时的讲话高屋建瓴。
宜疏不宜堵，构建大格局。
201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总体思路框架》批示指出：“目前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搞齐步走、平面推进，也不能继续扩大差距，应从实际出发，选择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推进，通过试点示范带动其他地区发展”。
经过不断思考，在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
方向愈加清晰，思路更加明确，在京外设立一座新城的战略构想逐渐成熟。
2015年2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多点一城、老城重组”的思路。“一城”就是要研究思考在北京之外建设新城问题。
2015年4月2日和4月30日，习近平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他再次强调，要深入研究论证新城问题，可考虑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城。
2015年6月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构想，明确提出：“深入研究、科学论证，规划建设具有相当规模、与疏解地发展环境相当的集中承载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集中承载地”成为了“新区”的代名词。
这个新区选在哪里?以何种定位出现?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多次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河北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有关方面，召开专题会议和小范围会议，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环境能力、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经过多轮对比、反复论证新区选址。
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基本都用“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从我国经验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一次次重要讲话、一场场科学论证、一步步深入推进……从思考到谋划，从批示到规划，从要求到部署，从宏观到微观，习近平总书记对设立新区的战略思考不断深入，构想逐渐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