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业经济调整进入由量向质转变，面临多重结构性难题
从2016年的工业发展看，工业经济的速度调整基本到位，进一步下行的空间有限，但提质增效空间才刚刚打开，工业调整升级仍需要较长时间，面临不少结构升级难题。工业调整的关键是促进工业升级和形成创新驱动的机制，否则，传统产业回升的基础将不牢，也就不能真正的形成“双引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且这次产能过剩的性质与以前不同，就传统行业来讲，不是周期性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必须坚定地“去产能”，在去产能问题上不能“半途而废”。以钢铁行业为例，我国人均粗钢消费量已超过600公斤，而发达国家在人均500公斤左右就出现产量峰值，之后较长时间内产量增长将基本停止。而目前我国的钢铁产能过剩达30%以上。
从市场行为看，在去产能问题上“摇摆”是自然的，这是源于市场的“短视行为”。煤炭、钢铁价格大幅上涨，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情况下，会诱发产量增长，甚至出现误判，认为钢铁、煤炭产能过剩不严重，还有上升空间，或者仅把这次产能过剩当作周期性的相对过剩，这样就会再次出现生产过剩，导致“去产能”过程延迟。从这种意义上讲，PPI回升的基础不牢，产能过剩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回升了又可能再下降。关键是政府在“去产能”上要更具战略性、前瞻性，不能受“受市场短期行为或结果”的干扰。
其次，工业、农业去产能中仍有不少亟须解决的难题。如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玉米巨量库存，不仅要改革粮食储备制度，而且要避免农民的利益受损，必须改变补贴方式和调整相关的配套政策，这些都需要花成本、花时间。
再次，去产能中职工分流安置不到位，使得隐性失业问题依然突出。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对于去产能中职工分流安置问题，很多地方选择了内部退养和放假或短期轮岗息工等方式，而较少采取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职工内退所获收益明显高于解除劳动合同。这不仅使企业分流职工的成本高企，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且隐性失业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只不过由一种“隐性方式”转为另一种“隐性方式”，这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一个重大障碍。
3．服务业发展和创新发展面临较大的体制机制障碍
服务业不仅是经济调整期就业的“蓄水池”，而且也是新常态下产业升级、提高制造业和整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尽管比GDP和工业的增速快，但相对前两年有所回落。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发展还面临较多的体制性或政策性障碍，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
首先，对服务业的重视一直不如工业。其次，一些体制性因素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如营改增之前，普遍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使得服务业税负较重。5月份开始全面推开的营改增改革开始改变这一局面。但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仍面临许多技术和机制问题，需要加快深化改革来解决。
再次，服务业中一大块是公共服务业，对这些产业管制过多，对内对外开放均不够，影响了供给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国家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极力鼓励“双创”和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但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风险投资不规范、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落实不到位等，仍阻碍着创新发展“大气候”的形成，致使新动能发展仍显不足。
4．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国际金融风险仍未有效释放
此次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是50年一遇的大危机，其带来的全球经济调整远没有结束。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造成过大的冲击，避免出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两种应对措施：一是大幅放松货币政策，如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二是政府强力干预，如美国对汽车、“两房”及投行采取少见的保护性政策，欧洲提出不让一家大银行破产。
这样的政策可以避免过大的危机冲击，但却带来一个明显的后遗症：危机的影响拉长，短痛转为长痛。这就是世界经济复苏为什么乏力的最重要原因。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零利率（欧洲走得更远，出现了名义负利率）意味着货币的价格严重扭曲，使得经济结构调整缺乏有效的价格杠杆引导，全球资源重新配置陷入紊乱。因此，全球结构失衡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当务之急，就是让利率正常化，恢复货币政策的基本功能。否则，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将会持续，市场总是无法“出清”，风险和错误被掩盖，被累积，可能酝酿另一场大的金融市场波动。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采取变相的方式大行其道。从政策上讲，再工业化是其典型代表；从后果看，全球贸易增速持续多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到2016年底，全球已持续五年出现贸易增速明显低于经济增速的情况，这一现象不仅违背了全球化的大方向、大趋势，而且意味着各国都在向内而不是向外来拓展发展空间，这严重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成本上升、结构扭曲，世界市场变小，这样与开放发展相悖的现象，正是全球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的又一原因，全球经济低迷，且结构扭曲，必然导致全球各种乱象（政治、经济、社会）层出不穷。（来源：凤凰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