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去哪儿了?恐“脱实入虚”
这是一笔谁都会算的账:中国每年的广义货币M2正以13%、14%的速度增长,意味着企业利润躺在账户里正以这个速度被稀释,在人口红利渐渐消失、 用工成本大幅提升、外贸环境不理想、融资难等痼疾的困扰下,传统制造业的利润常年低于10%;而天平另一端,过去数年一线城市的房产资产大致以每4年翻倍 的速度增值,遇到类似“楼疯”这样的“大年”,仅一年价格就能轻松增长50%以上。
那么,是造工厂还是炒房子?如果说过去还有许多企业家对这道经济选择题深感迷惘,如今不可否认部分民间资本已然悄悄游离了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周 刊》记者注意到,以房产资产被各路资本捧作“硬通货”的上海为例,长期作为国资重镇和外资集聚的开放窗口,目前房地产业成为民间投资的首选关注领域。
有官方数据为证:今年上半年,上海民营企业完成房地产投资576.97亿元,同比增长8.7%,虽然随着泡沫和风险的加剧,增速已较去年回落了 8.9个百分点,但民企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接近80%。与此同时,上半年上海民企的工业投资却同比暴跌了18.6%。房地产和 工业投资“一升一降”背后,无法避言上海的民间投资确实存在“脱实入虚”的倾向。
相似情况也发生在北京。国务院督查组曾调研称,今年1—4月,北京有80%的民间投资投向房地产,方向和结构也非常单一。
作为传统制造业集聚地的珠三角,虽然得益于产业基础而数据相对好看,但同样展现出民间投资对房地产业的倚重和青睐。记者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广东房地 产民间投资达到了3873.31亿元,同比增长22.4%,在整个广东民间投资中比重达到45.1%,接近半壁江山,占比远远超过了其他行业。事实上,东 莞、惠州、佛山、中山、珠海等传统制造业重地近期房价也都积累了较高涨幅,成为吸引资本的“诱饵”。
耐人寻味的是,从官方公报呈现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出发,其实仅能触碰到民资投资房地产业的一隅,究竟有多少民资涌入流通环节参与炒房,仍是无法破解的谜,但M1数据还是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企业正大量收缩投资,大笔资金停留在银行活期账户上,最终催生资产泡沫也不足为奇。
据悉,去年3月M1增速仅有2.9%,此后M1增速几乎一直处在上升通道中,2016年8月,M1增速达到25.3%。而当下除了进入楼市,民间资本缺少其他对等回报率的投资渠道。
已有上市公司卖房“求生”
“楼疯”席卷下的一线城市,房价只能用“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来形容,正当北上深优质板块已经难觅单价10万元以下的楼盘时,这样惊人的居住成本也 让上市公司汗颜。《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从上半年成绩单来看,2926家上市公司中有395家面临净利润为负的尴尬局面,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种注资、 重组后财务数据优化的壳资源,另有115家上市公司净利润虽为正但不足500万元,而这500万元仅是想要购买上海内环内一居室的最低要求。
但“楼疯”下的楼市还是成了一些上市公司紧抓不放的救命稻草。9月21日,*ST宁通B公告称将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北京西城 区槐柏树街的两套学区房,由于户型都在140平方米以上且单价超过10万元/平方米,评估值达到了2272万元,如果转让成功,这家已经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亏损的企业避免退市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增加。
而打起卖房创收算盘的上市公司并非只此一家。9月22日,海航创新也公告出售一处位于上海世纪大道房产的收益。房产原值为 5695万元,以8200万元的价格转让。讽刺的是,海航创新出售的此处房产本为抵债房,也就是因收不回欠款获得的房产,如今却成为自己扭亏为盈的希望。 2016年上半年,海航创新亏损金额为1836万元。
同一天,云赛智联以5.03亿元的价格成交了一笔上海房产。扣除该房产账面成本、因交易发生的期间费用和相关税金后,实现收益高达1.86亿元。而今年上半年云赛智联净利润虽然同比增长高达96.27%,但仅为7073万元,还不及卖房收益的一半。
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A股有1300多家上市企业持有投资性房地产,金额合计高达5874.2亿元,与去年底相比增加了300多亿元;与2013年相比,增幅高达67.4%。其中,有近90家上市企业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在10亿元以上。
眼下楼市和实体经济显然已成“跷跷板”形态,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上市公司感染“楼疯”选择卖房粉饰业绩。有观点认为,“楼疯”的内在逻辑加快了传统制 造业的洗牌和衰落,这确实打开了产业升级转型的通道,但新兴产业能否就此崛起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将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看来还是未知之数。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就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言,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已经达到疯狂地步,对企业创新创业也是有损害的,“排除经济 泡沫干扰、抑制房地产及股市泡沫是培育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软硬环境中很重要的方面,房价大涨使整个社会的创新成本在上升,房价、地价是城市的基础价格,这类 价格上去了,创新相关的许多成本都上去了,尤其是作为创新主体的年轻人的生活成本上升,会形成很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