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大多在民企工作，甚至是临聘人员，收入偏低，收入来源不稳定，很难达到银行信贷要求。”建行株洲分行行长贺涛介绍，现实中，农民工很难出具可靠的收入证明，收入难核实。如果农民工是短期工或临聘人员，大部分正规企业不愿意出具收入证明，还有不少农民工的每月工资收入是现金结算，无法提供银行存款账户流水。此外，农民工大多未缴纳住房公积金，不具备住房公积金按揭贷款申请资格，所以申请房贷难度不小。
贺涛说，农民工普遍面临进城难以落户、生活成本高等障碍，即使成为新市民，医保、社保以及子女教育问题也难跟得上，这些都削弱了农民工主动购房的意愿。
张帅告诉记者，由于户口不在本地，自己买房选择了商业贷款，利率比公积金贷款高出1个百分点以上，每月还款额3000多元，这笔支出占了家庭收入的1/3左右。他坦言，自己在买房中遇到了不少现实困难，“因为我的户口在外地，办理商业贷款时，银行要求我在本地找一个联系人，可跟银行借钱这种事，人家一听都怕将来惹上麻烦，谁也不愿意提供证明。”
因为户口问题，张帅还面临着一个尴尬，“如果把陕西的农村户口迁出来，村里就要把土地收回去，家里父母都不同意迁户口，可要是不迁过来，买了房子也不能直接在淄博上学，只能按借读处理。”张帅不理解，他已经在淄博工作了5年，社保、缴税都在这边，为啥买了房不能享受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现在很多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在工作地买房，更多是为了子女上学和就近享受公共服务，如果不把这个环节打通，鼓励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就成了一句空话。”张大伟认为，三、四线城市应逐步探索以居住证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只要在居住地买房了，就应当享受到与本地人同等的公共服务。
买房负担能否减一减？
一些房屋开发政策的限制成为增加买房负担的重要因素，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存在贷款利率倒挂现象，需防止“边去边增”的恶性循环，避免“旧库存没解决，新库存就出现”
对三、四线城市购房者而言，首先盼的就是房企进一步降低价格。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房地产企业普遍对5月1日将推行的房地产业营改增较为关注。有分析认为，营改增后将有利于三、四线城市低利润房企减负，给当地去库存提供更大降价空间。
淄博市淄川区颐中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负责人赵慧介绍，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土地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40%，本次营改增政策规定将土地成本、建安成本等纳入抵扣范围，如果抵扣充分，估计企业的整体税负下降2%左右，为企业降房价、促销售提供了空间。“营改增可以为我们的房价带来5%的下降空间，大约每平方米能下调300元。”
一系列房屋开发政策的限制，提高了房产开发成本，也是增加买房负担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为解决大城市停车难，一些地方出台了住宅小区车位建设的相关规范，普遍要求新建小区车位住宅比达到1∶1，这在一、二线城市政策效果不错，缓解了小区停车紧张问题，但在三、四线城市，由于居民购车数量还不多，停车空间较富裕，小区地下停车位出现了卖不动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