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不同国家的城市观察者，对中国城市有什么思考?从一个人的成长来看，他们的思考角度，与青年时所做的工作，又有何种联系?

　　哈利·邓·哈托格(Harry den Hartog)是一位独立的城市设计师和城市评论家，编有《上海新城：追寻蔓延都市里的社区和身份》。他曾在不同的荷兰规划与建筑公司工作，2004年在鹿特丹成立了“城市语言”工作室。1990年代后期，他开始关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发展。2008年，他来到上海进行城市研究，2012年起在同济大学任教。

　　下面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思考城市和总结自己的毕业设计的。

　　在现代社会，“禁城”就意味着门禁社区

　　毕业设计：改善门禁社区

　　【记者】您的毕业设计是什么?

　　【哈利】我的毕业设计叫做“禁城”，是关于门禁社区的研究，可能类似北京的紫禁城，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在现代社会，“禁城”就意味着门禁社区。在这里项目里，我研究了荷兰、美国和中国的门禁社区，包括其空间和社会经济。

　　在美国，门禁社区通常代表着某种生活方式，这种门禁社区通常是针对某种特殊人群的商业项目，比如老年人或运动俱乐部等。居民通常有一个共同的兴趣， 比如一些老年社区，只允许60岁以上的人入住。这些社区通常在郊区，人们的生活依赖汽车。

　　门禁在商业住宅项目上非常普遍

　　在中国，这种门禁社区非常普遍，一般都是商业住宅项目。某种程度上，算是单位制的遗留品。1949年之后，中国就有了单位制，单位的字面意思是“工作单位”。它是国有单位的一种协调方式，即所有成员同舟共济，共同生活和工作。空间包括工作的农场或工厂，以及标准化的小区。单位属于政府，作为空间和社会秩序的系统，用来组织社会生活。单位制在慢慢消失，但是小区和居委会仍然存在。

　　所以，我主要研究了不同类型的门禁社区，然后提出一些设计策略，改善和解决这些社区的问题。

　　【记者】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哈利】在荷兰，门禁社区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才会感兴趣。这些社区主要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出现，集中在一些新城，如Almere、Lelystad(编者注：这两个新城在荷兰备受争议。Almere在阿姆斯特丹附近，原本打算吸引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居民，但由于是填海而造，尽管有国际知名的规划师建筑师设计，但很多荷兰人并不愿住在那里;Lelystad被很多人批判，被认为是规划失败的案例，甚至有当地居民写出《我为什么讨厌lelystad》一书)，以及荷兰南部zeeland省的沿海地区，与一些当地的旅游设施结合。这些门禁社区没有美国和中国的规模大，通常有100-1000个住宅。这些社区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有的只有白天开放，有的只有一部分对外开放，有的完全封闭。

　　荷兰的一些门禁社区属于“第二住宅”。比如，有一个门禁社区，建在一个小村子的旁边，因为房子的购买者只会在里面短暂住住(一年大概住一个月)，所以，这些房子多数时候是空的，甚至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导致空间的利用率降低，会占用一些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也会浪费交通和商业服务设施，而且在空间设计上，与周边环境不协调，最后，不同的居民的生活方式也会产生冲突。

　　我的设计策略是，让这些门禁社区更好地融入周边环境，让社区更加通透。比如，把30%的短期住宅变成长期住宅，这需要一些公共政策的调整，因为当时有政策规定“第二住宅”不能长期居住。如果能混合长期居住和短期居住，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社区，这样可以激活商业，让店铺可以生存下去，社区也会更有活力。

　　我的毕业设计在2004年完成。我非常喜欢自己的毕业设计过程，在这个有趣的过程中，我走访了荷兰所有研究对象社区，采访很多人。我在鹿特丹的建筑学院学习，这是那种半读半工的学校。我花了一年时间完成毕业设计，大概每周花两天时间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