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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建筑设计与行政文化

来源:《退步集》 作者:陈丹青 时间:2015-06-17 10:34:16 [报告错误]  [收藏]  [打印]

核心提示:本文选自陈丹青《退步集》,该访谈成文于2002年。这本2005年出版的小书当年不知道影响了多少文艺青年,近日我们重读这本书发现,陈丹青先生对于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认识,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建筑设计与行政文化

  答上海《建筑设计新潮》问

陈丹青

  你能帮我们的读者预想一下未来五至五十年的中国建筑设计吗?

  【陈丹青】我们的读者是哪一部分人?政府官员?开发商?建筑师?还是其他人?

  我不懂建筑设计,我仅发愿:在“预想未来”之前,请专家们回顾过去五十年建筑设计。再发一愿:在未来五十年内,拆毁这二十年来的许多新建筑,不要让它们继续矗立。

  你能否具体指出当前中国建筑所面临的冲突?

  【陈丹青】一是“风格冲突”。以首都建筑为代表的所谓建筑风格“民族化”,是几代人总想解决而未曾解决的老问题(油画、音乐、歌舞等文艺创作的“民族化”情结与实践,亦复如此)。第一代主事人吕彦直(中山陵设计者)与梁思成的“大屋顶”样式尚属成功,其后泛滥,变成意识形态口号与行政指令,有悖文化初衷,背离艺术规律,形诸建筑设计,则以“装饰”代“设计”,应景矫饰成风,廉价而走样的“民族样式”(包括二十年来种种想当然尔的“现代样式”)遂泛滥成灾,不伦不类,案例不胜枚举。

  其表因,是“装饰”与“设计”概念的普遍混淆,始终不能走出“民族化”单向思维,内因,则根植于百年来我们民族在自卑自尊,崇洋而排外之间,交作难安,挥之不去的集体心理。

  二是“历史冲突”。其中又分两类:一是新建筑与老建筑之间的冲突,如上海外滩沿岸老派帝国风格大楼,原中苏友好大厦、锦江饭店、国际饭店等符号性老上海景观的历史性空间,已被新建筑全部破坏。

  尤甚者,新建筑要么包围、淹没历史古迹(如西安鼓楼周围的“现代”建筑群)要么索性拆毁,在历史遗迹之上肆意“建设”,今已消失殆尽的北京城墙就是千古冤安。

  二是新建筑与大量“文革”前后建筑之间的冲突,如北京80年代初建筑,不论是应急上马还是重点项目,今天看,多已不堪,90年代后期的投资,设计、工程明显进步,无奈只能与历史遗留的建筑“烂账”。

  相混淆,瑜不掩瑕,美不度遮丑——究其表因,固然是城市建设受制于种种“历史遗留的问题”;内因,则是几代人历史意识的集体丧失,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三是“文化冲突”。目下,中国建筑迅速出现高度现代甚至前沿性设计(国外建筑设计直接参与),今后必与西方当代新潮建筑终不免趋同而划一。从“全球性”角度论,此是“好事”,然而中国城市性格与建筑文化的整体形貌究竟如何定位?要不要定位?

  北京若去除紫禁城或天坛,还是不是北京?今日的上海与香港作何区别?破旧立新之后,除了地名与地理位置,中国城市将因此换来一副什么“样子”?

  所谓“民族性”之类,固然是意识形态口号,是此一命题的文化现实无可回避——号称“东方明珠”的香港作为全盘西化的亚洲城市,有她特殊的地域性及历史成因,中国内陆均不具备,若强行模仿,代价是以老上海这颗资格更老的“东方明珠”作赔本;大陆全境,今已没有一座大城市留存哪怕是民国时期的完整格局,遑论清代以上旧貌。遍中国位居城市中的历史遗迹,经已极度边缘、次要、稀薄、有如枝叶删尽的花瓣,形同影视布景,长此以往,除了乡村地表,“中国”在哪里?

  中国建筑设计与其他艺术门类面临的文化困境、历史困境,是一样的,然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不过是圈内事,范围不出书店,展厅与舞台,实验或失败,无伤大雅,唯建筑一项,乃是永久占据并持续侵饰公共空间的“建筑事实”,是我们所有人存活其间的“水泥生态”。

  其势庞然,其弊,则彰显而触目,是故建筑与建筑设计主宰着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有地方住了,但我们有没有文化?要不要文化?

  好在“五千年古国”的今日国民,要紧的是十三亿人口有地方住,要紧的是“发展经济”,而不是“文化”,文化发生“冲突”,就由文化去冲突吧。

  中国建筑设计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陈丹青】冲突会消灭冲突,五十年后,几百年后,中国建筑全盘西化了,我们今天谈论的冲突恐怕子虚乌有。且看今日中国城市,汉唐明清之相何在?我总记得鲁迅先生20年代为长篇小说《杨贵妃》创作计划走访西安,归来叹道:“连天空都没有一丝唐朝的气息!”

  你认为目前和以前的中国建筑是否有设计的存在?

  【陈丹青】“目前”的建筑,个别设计良好,一部分设计过时,一部分过度设计,而过度设计,其实是不懂设计,是反设计的——“以前”的建筑,恕我直说,谈不上设计,至多是一结拙劣的装饰,装饰不是设计。

  而设计良好的建筑处在大量设计不良的建筑群中,效果不彰。例如浦东金茂大厦,设计优异,可是与霸悍丑陋的东方明珠高塔比邻,大煞风景,原来从南京东路走到尽头,外滩江天在望,豁然开朗,东方明珠起造,视界为之堵塞,风致荡然。

  再看北京,天安门城楼周围幸亏不准起楼,皇皇之相犹存。可是长安街东西两端辽远宏阔的视野,今已为漫无章法的楼群糟蹋。尤以大而无当的东方广场为甚,改建后的王府井步行街,则像是重金堆砌的大乡镇。

  以前的以前,中国各大都市至今耐看的经典建筑,比来比去,说实话,不外两类:一类建于古代,一类建于殖民时代,而这两类建筑与我们现在说的“建筑设计”,不是一回事。政府当年进城执政,高层官员均选择北京皇家建筑,及津、沈、沪、宁、穗各市租界地段老洋房入住,就此观之,我们的早期政府其实很懂建筑。

  你是否认为建筑设计的存在受到经济或文化的制约?是什么?

  【陈丹青】中国的建筑设计绝对受制于经济,而经济等于政治。至于是否受”文化制约”,要看怎样定义“文化”,怎样定义“制约”——过去五十多年,中国的文化事业从未摆脱“没有文化”的“制约”。

  “没有文化”是一股无比强大的“文化势力”,“文革”即是显例。那场革命的遗患(或曰“贵产”)之一,即空前庞大的“行政文化”。

  不消说,“行政文化”强力支配的一大领域,就是城市建筑,没关系,建筑业也掉头制约着“行政文化”,因为“建筑业”与“钱”是同义词,而“钱”与“行政文化”,如今也是同义词——建筑设计师,则是“钱”“建筑业”与“行政文化”这三者轮番制约的对象。

  你是否认为建筑设计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对设计价值的重新认识?

  【陈丹青】可能吧。不过,“设计价值”指的是“经济”还是“文化”?如果是前者,那是一连串项目订单,价值很可观,若指后者,需要重新认识的恐怕才是“建筑设计”,而是整体的“人文水准”,包括建筑设计师的“人文状况”。

  我的“认识”是,在几乎所有领域内——包括建筑设计——我们需要的是常识。以建筑为例,一幢大楼的起造并不仅仅取决于图纸上的设计,它要充分考虑到环境、城市、城市的历史,要考虑此一建筑将临近什么建筑(包括地形、生态),这些已建成的建筑出于何种设计,这种设计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是什么,等等。

  我注意到,中国当前的新建筑仅止关心自身的造型样式,几乎不顾及周边的建筑,更不顾城市与环境。结果是,比如北京长安街或上海南京路一带的新建筑群,每一建筑显得霸道而孤立,因霸道而孤立显得滑稽而丑陋。但稻难说这是建筑师的错。

  如前所述,我们的“建筑文化”背后站着“行政文化”,我们“行政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并不尽是一竿子捅到底的“中央集权”,而是巧妙精致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是毛泽东50年代即痛心不已的“小自由”的滥用。此一传统今已数百倍“发扬光大”,其辉煌“政绩”,集中体现在建筑与城市的开发。

  奇怪:在号称自由、民主、私有化、个人致上的西方,我处处看到——仅就建筑为例——普遍的共识、规划、协调、远见、以及整体文化意识,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我处处发现——有建筑景观为证——公然的无序、违章、彼此制肘、故意失控、短见、临时性、小集团利益、自作聪明,以及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

  要之:中国城市建设呈现的不是五花八门的“建筑设计”,而是招数百出的“权力景观”。

  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陈丹青】是该说说“其他因素”。目下,各种艺术的谈论似乎都太“专业”,以我的偏见,就诗论诗,就画论画,就建筑谈建筑,均扰不到痒处,为什么呢?借“工夫在诗外”这句话,我以为“问题在诗外”。

  然而问题太多,仅述其一:建筑设计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诗、文学、美术、意见、影视、设计、时装、评论、展览、出版等等,似乎久已形成一种共同、共通的现象,即“模仿的模仿”。

  近二十年,以上各门类艺术的所有样式、方法、理念,都是引进的,横向移植的。很好,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虽然主事者不愿承认——个虽初始的仿效相对诚实、忠实,相对研究、理解,甚至成功转化了他所仿效的对象,但这种具有诚意与品质的模仿,无一例外地迅速导致国内同行连锁式的集体模仿,旋即走样、泛滥,大规模贬值——甚或造成可惊的“升值”。

  中国建筑设计的“模仿的模仿”,其他国内艺术门类难以望其项背。二十年来,中国都市的城市建设索性好好模仿香港、日本、甚至欧美,也罢,然而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城市建筑景观,是几度转手的、失真的、假想的、虚拟的、急就章的、不恰当地奢华、极度夸张的,最后至多弄成三流的“湾仔地区”、“欧陆风情”或“曼哈顿”式建筑群,正如民工穿西装打领带那副模样;他所仿效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穿插西装打领带的人。

  同样地,我们的艺术创作对失传已久的民族传统也行使“模仿的模仿”。仍以建筑为例,民国与解放初期建筑的“民族风格”本已是对古代经典建筑的模仿与转化(审慎的、良性的,大致成功的)二十年来,我们对本国的“模仿”式民族建筑再度“模仿”(粗暴的恶性的,鲜有成功的范例)。

  有如廉价的边疆剧布景,中国正在被另一个假冒伪劣的“中国”所覆盖,好比身穿旗袍的餐厅侍应与宾馆小姐,她并不仰幕前代的女子,而是听命于要她穿上那件袍子的人。

  冯友兰先生作过比喻:相对于中世纪的西方人,早熟的华夏文明使中国人最先成为“城里人”,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忽然发现在洋人面前都成了“乡下人”。

  如今,我们是乡下人不像,城里人也不像,古人不像,现代人也不像……当代中国建筑、中国人,彼此倒很像。

  平心而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这两句话,中国当代建筑全都作到,全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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