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建筑师进入到中国，根本性的一个影响是让人们意识到建筑是城市的基本元素，也会由此影响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包括从社会学、文化与人的关系对城市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放在全新的平台上思考，促使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城市发展，从包括建筑形象到思路、技术以及艺术、文化的内核进行革新。

侯瀚如：让冲击来得更猛烈些  

　　(侯瀚如，国际著名策展人，阿姆斯特丹皇家美术学院教授。从1997年到2000年，他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探讨了亚洲当代城市建设和艺术的互动，引起国际艺术和建筑界的高度重视。第二届广州三年展艺术总监。)

　　媒体：几年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在进入中国，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侯瀚如：中国的市场非常庞大，非常有活力，对外国建筑师有吸引力是很正常的事。当然，他们到中国的确存在一个经济收益的问题。总体来说，西方国家的建筑市场基本处于一个饱和的阶段，在巴黎、柏林或者布鲁塞尔，现在的建筑活动都是拼凑性的，变得有点像时装。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过中国这种爆发性的阶段，现在欧洲国家最大建筑规模的城市是柏林，但中国是整个国家。中国对他们来说有着太大的吸引力。

　　媒体：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这些外国建筑师进入到中国来之后，他们的建筑作品往往是一推出就立即引起很大的争议，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侯瀚如：这里有一个时代的背景。中国开放之后，西方的建筑形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中国来，但前期进来的主要是美国、新加坡以及香港的一些设计师，基本就是商业性建筑，而且已经构成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大的框架。但是这些年来，一些艺术性的建筑也开始进到中国，建筑大师们带来的是另一种不那么商业性的建筑争论。争论集中在两点上，一个是形式上的，即与社会主义式的、商业式的建筑相比，现在进来的大师对建筑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点也涉及到商业利益，他们的作品跟商业社会的趣味与恶俗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和旧产生对峙不可避免。有争论是好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争论给予充分的时间和理智，但绝对要避免民族主义的抬头。民族主义是很恐怖的，我也不喜欢争论只停留在那么低的水平。

　　媒体：西方的建筑师到中国来，带给中国的自然不仅仅是几座建筑这么简单，在你看来，他们给中国建筑界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侯瀚如：西方建筑师进入到中国，根本性的一个影响是让人们意识到建筑是城市的基本元素，也会由此影响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包括社会学、文化与人的关系对城市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放在全新的平台上思考，促使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城市发展，从建筑形象到思路、技术以及艺术、文化的内核进行革新。虽然说中国城市大的框架已经搭建好了，但好的建筑会慢慢从局部而形成一个较大的形象，成为比较积极的范例。

　　比如说库哈斯，从我个人看来，他在批判的角度分析现状，是其他建筑师所无法相比的。这次他到广州来参加三年展，他一直提到全球现代化、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对正处于激烈的思想转型期的中国可以起相当巨大的警醒作用。我不敢奢望他带来的冲击有多大，但希望他带来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冲击，而且是更广泛的文化影响。

　　这也是整个广州三年展的一个目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把三年展变成一个实验室，从文化的角度，以珠三角为背景，探求有生命力的文化生存方式，让更多有影响的人物进入到中国来，同时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和讨论。我希望三年展的意义，远远不是一个展览这么简单。

　　媒体：但是应该怎样理解国内对许多西方建筑大师作品的广泛争议?尤其是库哈斯，骂他的人和夸他的都大有人在?

　　侯瀚如：我觉得近20年来，现在才是国内第一次看到有质量的建筑作品。举个例子来说，很多人对CCTV大楼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事实上对这个作品理解的人并不多，批评者认为这是技术上的冒险，形状怪异，其实库哈斯有一个整体性的考虑，他努力在摆脱央视旧式宣传的功能，重新组织工作流程。在我看来，库哈斯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比你我少，光研究珠三角，他就写了厚厚一本书。他让形象成为可以销售的东西，从性质上改变了建筑内在的实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平台。

　　媒体：你认为中国建筑界和国际建筑界的差距有多大?如果说国外建筑师的进入给中国建筑界带来了冲击，中国的建筑师们该如何应对?

　　侯瀚如：建筑是没有差距的，这和艺术一样。如果说好的建筑对人与自然有良性循环的体系是一个标准，那么确实有一定差距。至于说冲击，我希望冲击能够更大一些，从根本上说，从设计到建造到使用，我们下一代城市应该得到有质量的改变。有质量的人与作品进来，也就意味着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建筑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建筑师的水平如何，而很可能是决策者的过多干涉，让建筑师几乎成了绘图师，当然，全世界都有这种情况。我认为，好的建筑师也是好的艺术家，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够给予他们表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