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曼：我是被邓小平“引进”到中国的 

波特曼

　　波特曼家族是由邓小平“引进”到中国的，他们曾与中国政府“碰撞”，也曾和汪道涵、江泽民和朱镕基打过交道

　　波特曼家族曾缔造过上海之“最”。早在1990年，由约翰·波特曼设计的高152.1米的“山”形建筑——上海商城，就一跃成为上海浦西当时最高的建筑，由此敲开了波特曼家族进军中国市场的大门，他们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之一。此后，波特曼不断在中国的版图盖上自己的“印章”，这些烙上波特曼印记的商业建筑在参与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官方的认可。

　　“时代会变化，但建筑是稳固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因此要在时间上留下它的痕迹。”约翰·波特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波特曼公司在中国的三十年，其实也是“洋”建筑师中国故事的缩影。

　　在中国嗅到商机

　　“我们是邓小平‘引进’来的。”杰克·特曼笑言。他是约翰·波特曼的儿子，波特曼建筑设计事务所首席执行官。

　　1979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曾下榻亚特兰大市的威斯汀桃树广场旅馆，它是约翰·波特曼的成名作，跨越亚特兰大14个街区的桃树中心综合建筑群中的一员，73层高的摩天大楼，也是亚特兰大城市天际线中极为重要的景观标志。随后，约翰·波特曼就应前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斯比之邀，作为邓小平的客人，随团首次访华。

　　“酒店非常少，汽车也是为数不多，这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从色系的角度来说，城市基本上都是灰色，颜色非常单调。”这是约翰·波特曼记忆中改革开放大门甫开时的中国模样。彼时，进入中国的“洋”项目屈指可数，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被公认为改革开放后外来建筑的开山之作。宾馆、酒店资源稀缺的现实，让敏感的波特曼嗅到了商机，他开始酝酿在中国拓宽自己的建筑版图。同年，杰克·波特曼受命在香港设立了波特曼公司的海外办事处，为在上海打造一座像桃树中心一样的“多功能、综合性”商业建筑“上海商城”做准备。

　　曾经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

　　“很多麻烦”，杰克·波特曼特意用一句洋式中文来概括其在1980年代的遭遇。

　　彼时，“红色”中国在外国建筑师眼里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对投资环境的不确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与政府的“碰撞”在所难免。“上海商城”是新中国第一个多功能综合建筑群，把“画笔”交给谁，画出什么样的图画能真正融入中国传统工艺，达到西方多用途建筑理念与中国建筑环境两者之间的平衡，老百姓会不会认可等等，政府显得尤为谨慎，事无巨细都要考虑。

　　在杰克·波特曼看来，波特曼公司最终抢到了“画笔”，归功于他们良好的历史记录，“我们以前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模型，建出了完全一样的建筑。”

　　此外，波特曼还邀请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1981年4月至1985年7月任上海市长)一行前往美国，参观其在圣弗朗西斯科、亚特兰大和洛杉矶设计的实体建筑，“而此前，有些建筑师只是提供设计图片，没有实物。汪很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杰克.波特曼认为这是他们赢得“上海商城”设计权的关键。

　　选址问题上双方也经过了多次博弈。“政府想要我们建在虹桥。”杰克·波特曼说。当时的虹桥还是农田，没有任何高楼，一片荒芜的模样。波特曼拒绝了政府的要求，他们更愿意占据城区的一席位置。几经沟通，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在昔日的中苏友好大厦、今天的上海展览馆对面划了一个圈，那就是未来的“上海商城”。

　　高楼并不是解决城市拥堵的唯一出路

　　“发展的关键是要有社区概念，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发展。”杰克·波特曼告诉记者。

　　步入21世纪，波特曼除了延续商业建筑设计外，开始不满足于止步小社区“中庭”的舞台，将重心转移到大社区——城市、建筑群的总体规划设计上来，比如重庆城总体规划、上海外滩金融贸易区总体规划等，这也是其“协调单元”理念的实践，简言之，就是整体规划，建设多功能、综合配套的建筑群，杰克.波特曼认为这才是缓解“城市病”的出路。

　　“将居住、购物、办公、休闲等不同功能的建筑综合考虑，成为一个社区，城市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波特曼看来，向上生长的高楼并不是解决城市拥堵的唯一出路，相反，这会造成城市空间个性的缺失，“每个城市看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如果从“大社区”角度出发，再加上一些“文化”因素，效果会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