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微电影的文艺中年

　　张永和“不务正业”的时候挺多。除了建筑和其他设计之外，他还写剧本、出书、拍微电影，花样百出。“十年大事记馆”差不多完工之后，张永和拍了个微电影《影捉影》，自己策划撰写了脚本，其余的都找专业团队制作。影片从安仁的纪念馆开始，回顾了张永和的作品：“8月初开拍，投入很大。电影一开始是在安仁博物馆大桥，只在桥上取景，然后用蒙太奇接到二分宅，然后由南京玻璃钢宅接到上海龙华，再接到上海朱家角，最后回到安仁桥底。”张永和前几年出书《作文本》，内行买来看他怎么搞设计，外行买来看他的文字和奇思妙想，顺便看看建筑师到底怎么构思的。

　　张永和自称兴趣广泛：“我年轻的时候是文艺青年，北京长大，爱看京剧，喜欢美术，偶然学了建筑，然后接触了其他艺术，只要是视觉艺术，我都很难拒绝。我有几个特别精通的事：服装设计、电影(上世纪60年代法国)、小说，我对中国的东西其实不太懂，但是我喜欢就会做。”

　　张永和学生时代有个南非老师，给他推荐了一部爱尔兰小说，福兰·奥布莱恩的《第三个警察》，说“二战”之后的都柏林，警察局有财务问题只好搬到了另一幢建筑的一米宽夹墙中;自行车是警察装备的一部分，都柏林的路特别颠簸，警察骑车一路颠，自行车分子震动进了人屁股，人分子进了自行车，他们就变成了半人半自行车，被关进了警察局的地下室。身为建筑师的张永和就老琢磨，有没有可能真的有这种结构的警察局。他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书中的描述画了图，做了建筑模型，模型后来就变成了成都双年展的一个装置。

　　张永和老想着这个奇怪的故事，书里没写给警察局夹墙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张永和就想象那是一个中餐馆，里面有个来自北京的艺术家在当厨子。如此，他最后写了一个5000字的简单剧本发表在《天南》杂志上。他对艺术的想法还在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就是从生活到工作吧。职业不是我生活的方式，虽然我的生活有些不平衡，但是我不抱怨，因为很多都是我喜欢的事情。我今后也有制作电影、话剧的计划。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大文化转折时期，有很多积极的不确定性。”

　　只有建筑师最能做“跨界设计”

　　时代周报：这次做回顾展的初衷是什么?展览的名字为什么叫“唯物主义”?

　　张永和：我很早就想做这个展览，但由于2005年到201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当系主任，这段时间工作十分繁重，所以就搁置了。虽然当时对展览内容还不确定，就如同我出书的想法一样，早就有了，只是没有机会实践。UCCA的馆长田霏宇对我十分了解，所以我们一拍即合。

　　展览名字里“唯物”说的是材料，建筑从摸得着的材料入手。唯物主义、物质主义和材料主义英文都是Materialism。展览标题其实是一个中英文的文字游戏。

　　时代周报：这次展览还会涉及你最近在产品设计和服装设计上的尝试，具体的是哪些呢?为什么会想到除了建筑之外的设计尝试?

　　张永和：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向往生活里一些新鲜的事情，由于建筑的复杂性，使我们有基础和各个领域合作，比如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电影等。

　　现在也有很多机会，服装品牌上我们就和广州的“例外”合作过。和意大利品牌Allissy合作,我们做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实验，例如以枯萎的荷叶作模型，做个托盘。我做生活产品的机缘，是一家台湾的给欧洲品牌做设计的公司，他们想确立自己品牌(品家家品ChineseING)，就找到了我，当时是蒋友常来到我家门口等我，带来了三个方案。最后做了葫芦状的锅碗瓢盆。

　　我现在想，如果有机会设计自行车也不错，我就有一辆英国老牌自行车，还骑摔过，国内很多自行车都受这个牌子的影响。

　　其实只有建筑师才能做“跨界设计”，因为只有设计建筑最复杂。

　　时代周报：有没有经历过自己的设计方案被否掉的情况?有没有什么项目进展很慢?

　　张永和：我的一个“pruitt igoe”项目在美国失败，但在香港取得很大成功，也许说明：不一定是房子的错，社会的因素对一个社区的成功与否影响更大。

　　现在有很多项目都是七八年前开始的，比如朱家角等，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出来。南京玻璃钢宅项目，我们找了南京工业大学一次次做实验，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我比较容易着急，特别在工作上，所以我一般跟业主交流写短信，这样不容易发火。

　　北京一些房子与人的关系很差

　　时代周报：中国的各个城市建设都突飞猛进，然而其中也有很多非常愚蠢的建设案例。你觉得目前城市建设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张永和：我设计建筑注重生活环境。北京的一些房子与人的关系就很差，除了城市环境，还要考虑山地、是否有风景等。还有就是使用空间。这些都是历代建筑师积累下来的基本要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400米的摩天楼，那是单体最高的一个，但是单体再大，意义和城不一样，城是个生活环境，意义更大。关键是建筑师或规划师是以一个什么角色来做这个工作的。做城市设计有一个很理性的出发点：你不能把你自己都不想住的一座城设计给别人，要考虑使用者。

　　就中国建筑来说，从质量来说已经提高很多。但就思维方式来说，有些中国建筑师的确有点狭隘。我不是指那批根本没有想法没有抱负的建筑师，而是指在中国建筑体制下(以留美为主)的建筑师恰恰限于一种形式主题的出发点。尽管我觉得很多建筑师做得也不错，可我看不到太多持续发展的可能。不管它与外国建筑像不像，至少思维方式里缺乏独立的思考。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我们目前做的城市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缩小尺度，改进步行环境。如果有机会，我想在住、商、工作等功能混合上多努力。总之，可居性是目标。

　　时代周报：你在微博上也经常关注古建筑保护的问题，你觉得古建筑保护怎么做才能和城市的现代化相协调?

　　张永和：除了真的相对比较古典，到后来从明显的古典主义变成从苏联传进来的社会现实主义，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古典风格因素的建筑了。古典精神不仅仅指的是外形上的“传统和怀旧”，而是建造上或者形式上的“古典”。一个建筑师如果对建筑本质的理解更深一层的话，就能体会到“古典的力量”在建筑里。

　　今天的建筑和过去的建筑相比，技术确实有发展。过去几十年，在文物保护的态度上，基本上是一直采取做假古董的做法。为什么说做“假古董”呢，因为今天做的古建筑，做不出当年那个质量，常常有问题。你到前门，就会看出这个问题。

　　以前的文物保护，走的是一条有问题的路，那是不是有别的路?其实，就算你按老路走，恐怕也会有争议。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现在修房子的技术和100年前的手工艺完全不同。我个人并不认为原封原样保留是积极做法，那样就会变成一个博物馆，和城市生活肌理又不符合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建筑不是造型而是空间?

　　张永和：这里要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外国街道设计概念。一个叫“街墙”：街道有两个界面一个空间，街道要足够窄才能成为一个能呆的地方。中国设计就怕街墙，到处打破街墙。还有一个概念叫“共享街道”：是一个荷兰概念，让车子在街道里绕，不能开快，用一些景观来限制街道的宽度，曼哈顿的车量比北京多很多，却没那么拥堵，因为曼哈顿用的是疏通的方法而不是像北京用的是堵截的方法。我们的野心不是成为独一无二，而是改善大家的生活。

　　时代周报：这几年，华人建筑设计师的表现越来越引人注意，你比较欣赏哪位同行?

　　张永和：中国现在有不少非常棒的建筑师，除了王澍的建筑外，如南京张雷在扬州的“三间院”也极值得学，他把砖房子盖绝了。所以不一定用外国建筑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