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中国要做任何城市规划的改革，还是要做很多民主政治的实验，换句话说，其实是如何做到权力逐渐被小心使用、分配的问题。” ——梁文道

　　在《说文解字》中，“城”指的是“以盛民也”，“市”的解释是“买卖所之也”。所谓城市，正是那些居民富足的买卖交换之地。城市经历着历史的兴衰，逐渐因文明而形成今天的面貌，未来它也会不同。但是城市又是相似的，就是因人的兴衰而变化，开放的城市正是由开放的人缔造的。

梁文道

　　记者：您在台北曾经办过一本名为《打开》的杂志，您也曾在大陆地区举办过一次同名的社会活动，您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是否符合一个开放社会的面貌?

　　梁文道：城市的开放与否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地方，“市”最初指的是交易的场所。人们的聚集由最初的物品交易逐渐变成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交换，人们在这里相遇、见面和买卖，所以才会有德国人所说的城市之风使人自由。每一个来自不同乡村的人在他们生活的传统社会里慢慢养成习惯和风俗，而进入城市后，他们遭遇到前所未见的风格、人种、建筑、生活方式和信仰崇拜，他们有可能被改变，变得更容易接受不同的事物，更加宽容，所以他们自由了。这一过程的形成是与原初概念相一致的，只是城市的开放过程让很多居民和管理者担心其会失控，这时候才出现了所谓规划。由于城市总是开放着的，充满资本和资讯的交流，于是规划总是需要解决开放与既定蓝图之间的矛盾。

　　而就这个话题而言，我比较关注的是中国目前的城市规划本身开放程度的问题。很明显，就我个人理解而言，是不够开放的。在中国，并非人人有机会了解自己居住的城市是如何被规划的，也很少有人真正参与规划的过程。而在很多国家，很早以前就有市民参与规划的历史，并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目前的中国，我不敢说没有市民参与规划，但至少还是少见的。

　　记者：城市规划在最终决议阶段常常由政府主导，很多专业的城市规划学者都反映，这些规划常常是基于不合理的要求和欠缺专业性和科学性的考量展开的，您对城市规划的制度机制有什么看法?

　　梁文道：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危险。自古以来，大多数的城市规划都是由政府意志来决定的，这不是一件太罕见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城市规划的政府意志能达到的强度是多少?古代的王朝政权没有当代政府如此强的管理能力和意志，在20世纪之后，政府管辖范围被逐渐放大，例如卫生、交通等都被纳入其中。今天的中国，有趣在于，虽然很多问题通过专业学者被解决，但依然拥有一个最有意志和有能力去完成想要做之事的政府，或者换句话说，今天的政府比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独裁，权力更大。

　　另外，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路径中，确定决策的主体并不是一块铁板。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政府不是一个统一意志和决策机制的单位，而是一个权力阶层，它的职能可能是分散的，是由不同官员组成的，其中每个人都有基于不同利益的考虑。从时间上来讲，政府行为没有延续性。很多二三线城市在一届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上任后，便快马加鞭地大兴土木。从权力分布看，政府不同部门的层级都可以干涉规划。我曾经和中国城市的一位规划院院长聊天。例如，他们接受过一个规划项目的申請，是在一个医院旁加盖一栋楼，如果按照要求完成，这一街区的路况条件就会影响整个城市区域的交通流量，但是一个高层领导的回复是，那个医院很重要，因为很多领导都要在那里看病，所以他们要什么你就要给什么。

　　城市规划几乎是每一个有权力的人都能够参与其中的事情。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书中写的(某些国家的独裁政府如何糟糕和专断)不同，中国社会的问题更为复杂。在规划上，从纵向来看，我们的政府本身没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从横向来看，决策者也不是统一意志的集体，而是不同权力板块的构成。造成中国城市规划现状的原因正是权力至上观念的影响，同时这些权力又非常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