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补是未来城市综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织补城市的哲学逻辑在于对日常生活的强调，生活不是每天面临革命，而是使生存过程更顺利地运转。例如，中国城市在规划里没有菜市场的概念，但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菜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解决菜市场问题，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但是绿色环境、农民就业等课题都会被间接影响。从生活视角看，织补城市实际上是对日常生活的织补。政府不需要直接介入对菜市场的规划，但可以细化到地块控层，在空间层面上供给。从根本上讲，这关涉到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和整体考评标准体系。

    文保与“谁”的利益

    记者：织补城市，主要指在织补现代城市和传统城市之间的关系。您曾经提出要改革单一的土地储备制度，“实行商业、公益和半商业半公益三种土地制度，降低中低价房屋的土地成本”，您认为对城市管理的织补如何进行？您如何看待城市中心区更新带来的“绅士化运动”等问题？

    张杰：土地属性的确有公益和商业之分，旧城面临的所有专业与非专业问题的根源就是旧城居住者的低收入水平和低居住条件的复合现状。我们应该看到，政府过去仅通过市场力量而不支付政府资金，既解决旧城区更新问题，又解决居住者居住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正在施行的借助全商业手段将旧城区变为富人居住区和休闲区的模式，正在引发对旧城改造的社会公正问题的讨论。开发商的利益正是其驱动力——按照现有市场需求，土地开发权意味着资本升值，在旧城区旧有建筑难以支撑升值目的的前提下，因迫于保护压力开发商难以建造新建筑，于是假古董应运而生。这一过程是以牺牲一个城市的风貌代价和社会代价为前提的。

    经过数年研究和调查，我的结论是保障房体系和历史街区保护要结合起来，解决民生是历史保护的重要保障。在旧城区里，在低收入人群高度聚集的片区，第一，部分旧城区居住人口愿意搬出，但搬出取决于居住环境的方便程度和宜人性。第二，另一部分人口不愿搬出，这类群体的生存跟既有房屋、生态环境有关联，需要依赖社会环境、服务和设施网络生活，搬出即意味生存的难以为继。旧城改造涉及原居民的生存利益问题，要解决它，改造居住区不能仅限于对富人区的开发，还应为不愿搬迁者预留居住空间。
   
    旧城保护的综合工程应该密切结合保护整治、保障房的综合安排等具体操作。同时旧城保护还是决策社会化的问题。在旧城保护中谈解决民生的问题，就涉及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旧城改造须将过度拥挤的空间拆掉以稀释人口。在哪些区位，有多少居民愿意搬迁？政府凭哪些原则消耗公共资金？少数人获利，社会大众是否会接受？在对公共划拨资金的使用中，文化与商业统筹的分布如何平衡？在这些决定的完成中，协商过程就变成对社会公平公正性的实现，社会参与非常重要，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非常有意义。否则的话，政府将公共资源分配的方式可能会引发民众不满。例如，在韩国，首尔市政府在奥运会前夕用公共资金改善一些区域的基础设施环境，社会民众就有反对之声——凭什么将公共资源投在这个社区，而不是其他社区？

    这种冲突在只要关涉公共资源时都会发生。公共资源投在局部时，其决策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旧城保护是受到媒体、NGO组织等多方面主体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提出的保护要求实际上是站在社会的角度思考与观察，这些诉求都有必要回溯到决策过程中体现。很多项目中，决策者仅从行政角度武断地做了决定，在实际中遇到阻力后，依赖于开发商的方式，又回到原点。大都市的产权差异多、居住条件差异大、建筑保护完整性不足等问题交缠互涉，使旧城保护更难梳理。解决民生和历史文化城区保护之间要有通盘的考虑，在保障房体系中可以拿出一部分资源逐年解决旧城区的居民外迁问题。中医中讲述的慢慢调理，正是这个道理。

    政治意象的历史摇摆

    记者：北京中轴线正在计划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中轴线上的多处文化古迹都在1949年后被拆毁而新建其他项目，您作为历史学者，如何客观看待这一段历史？城市肌理是否被破坏？

    张杰：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评议包括六条标准，申遗项目需要确立一个概念，阐述其文明的价值，并符合其标准，这一体系的建立并不受到北京中轴线近现代变化的绝对影响。

    从完整的历史角度看，当下的前门大街之面貌，无所谓好与劣，都是历史承载的真相，也许在50年后，在未来由历史来断定。我们要积极保护它，它可能产生过并不是完全正向的价值，但透过它，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阅读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至于褒贬，自有公论。这也反映了遗产价值观认识的不断发展。

    记者：历史资料显示，一部分人对梁思成的新城规划方案的反驳，来自他们认为其是“僵化”和“守旧”的，但是为何在城市中轴线上，政府却自始至终延续了这一建筑形制和规划思路？

    张杰：在北京中轴线上，这一区域有政治的意味。从城市和空间的表达来讲，城市空间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其中表达权力的空间具有宏大的、高耸的、集中式的特点，体现权力的力量，这一政治意图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北京中轴线规划过程中。在“文革”中，大部分旧的文化载体都被划为封建残余，但是天安门没有被划为封建代表，中轴线被保留。是什么原因使它们没有被和封建残余混为一谈，反而继封建意象留存而成为最革命的媒介？从政治文化角度讲，就是在1949年后累计的城市记忆，使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神圣到这样一种地步。在整个北京古城里，在“文革”最左的时期没有被纳入到封建批判里，它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从结果来看，不同主体和类型的追加的意义可以强化建造物的文化含义，并使之发生变化。空间既是原来的文化塑造出来的，也重新塑造产生了新的文化。

    张杰，清华大学教授，2003年执教于法国巴黎行政学院。清华国家文化遗产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