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格

　　2012年7月1日—4日，由新加坡政府举办的2012世界城市峰会在新加坡召开，全球超过100位市(省)长、部长，以及联合国发展署、世界银行高级官员参会，就全球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全球协力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沟通探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亲自与会。

　　这次会议亦被看做“世界花园城市”新加坡的“展示会”，该国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突出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在新加坡立国47年后，成为诸多国家、诸多城市的标尺。

　　在硬币的另一面，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而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同时存在诸多“粗放”问题。7月3日，有着新加坡“规划之父”美誉的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该国原建屋局局长、原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74岁高龄的刘太格接受了《财经》的专访，系统讲述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先行的理念，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执行方面的问题直言不讳。

　　《财经》：这两天在新加坡有一个发现：即使是市中心的马路，通常也只有两三条车道，而车速却非常快，目测速度应该超过70迈，这是如何做到的?我同时听说，您对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规划的唯一不满，是马路太宽?

　　刘太格：苏州工业园区规划不是我做的。但总的来说，中国有许多道路，尤其是市中心的路，太宽，有太多车道。你是否注意到你们的国家，路网太疏，通常每500米才有一条路。但新加坡大致是每300米就有一条路。如果每500米才有一条马路，当然要六车道才够用，而我们两车道就行了。　路网密集之后，每个街区面街的面就会增加，地价提升，商家高兴。如果这么做，路的宽度减少，更重要的是：现在人口老化，过窄马路会比较容易。

　　《财经》：听起来像是一个技术问题。

　　刘太格：这确实很细微的技术问题，但同时也是理念问题。再举个例子。你们的十字路口拐角幅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很多车拐弯时就不减速，很危险。你在新加坡是否注意到，这里的拐角半径很小，车辆必须减速，行人就变得相对安全。你们一想起要解决交通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宽车道，提高拐角幅度。于是，你们的快速车道上挤满了车，快车和慢车挤在一起。快车跑不动，道路自然拥堵，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们每小时跑20公里，新加坡可以跑到100公里，路上的车就增加了5倍。

　　《财经》：中国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政治上GDP挂帅，汽车工业是支柱产业。同时，消费升级换代，轿车普及到家庭，拥堵就会特别严重。那么，已经拥堵的城市，再想补救，是否有足够的手段?

　　刘太格：每个城市都有希望。三个问题：一是决心，二是技术，三是程序。如果政府有决心解决交通和污染问题，你就要重新考虑这个城市的毛病在哪里，需要怎么治。这可能会发生一些令市民不满意的事情，比如征收土地、建设快速路，这就涉及到了拆迁。但是，问题不解决更麻烦，所以要下决心。第二，要考虑怎样的改善会协助塑造更好的城市。第三，拆迁必须经过适当的手续，给居民更好的生活环境。环境没有显著改善，居民当然不愿意搬走。如果还能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居民就更有动力到新环境去。不过，首要的问题仍然是政府的决心。

　　《财经》：您是否在表达两层意思：第一、两国土地制度不一样;第二、超级城市与周边城市构建城市圈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刘太格：我是想说，要解决交通的问题不能单单考虑交通，而要考虑城市的功能。交通最主要的目的是从家到商业中心，这是主要人流。而从家到工作地点以及其它地方都还在其次。要把城市布局和快速车道、地铁衔接起来，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

　　《财经》：我听城市规划方面的官员讲，这是一种组合式开发的理念，就是让一座城市的不同区域的功能不要太单一，而是要五脏俱全，从而缩短人们日常出行的半径。

　　刘太格：我不太愿意讲组团，怕被误解，因为组团有多种含义。我想说，城市要有细胞的观念。每个细胞都有基本功能对不对?每个小区、每个街区、每个区域都是细胞，只是大小不同。

　　《财经》：低碳的理念是否应该贯穿其中，中国的经济结构面临着痛苦转型，城市规划也是如此?

　　刘太格：现在的规划理论太多了。很多中国地方政府的领导不是规划专业出身，很难知道到底选哪一种理论。中国的很多领导说，要一个特殊的产业，比如高科技、绿色经济等，但很少有人谈到如何把握城市的基本功能。我刚才谈到路网，谈到商业中心，这是城市的基本功能。把城市比作人就会很容易理解。人体要健康，首先是头脑和五脏六腑要健康。你要有商业中心，血脉是基础设施，血管是交通网络。但是，现在人们基本不谈基本功能，这次会议上，基本功能也几乎没有谈到。举个例子，跳舞唱歌是人的特殊功能，听说读写是人的基本功能，而唱歌跳舞只是基本功能基础上的额外技能。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看书表达，不会变成一个成功的歌唱家。回到低碳问题。你们国家现在把快速和慢速车混在一起，塞车很严重，花在路上的时间、也就是碳排放的时间多出了五倍，怎么谈低碳啊?所以，首先是不是要避免塞车?这是你应该着力改进的基本功能。新加坡的环境和水资源部的部长今天也在说，把环境做好了，就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

　　《财经》：城市除了有交通问题，水的问题也至关重要。中国分管城市规划的高级官员说，目前城市里面的污水处理、管网建设维护方面也有不少问题。比如，管网老化陈旧、污水处理能力不足而社会资本又无从进入等。

　　刘太格：再用人体来表达。你首先要有人体的骨架，把五脏布局好，神经和血管才能布置好。如果五脏没布局好，血管和神经如何规划?所以还是要把基本的规划方案做好。不同形态的资本进入，只是投资的形式问题。最要紧的是把污水处理厂的位置选对了，否则选择的不恰当的地方，没人来投资，你怎么来衔接管网呢?所以我不多谈规划的技术性问题。中国的地方政府，往往本末倒置，看到打基础回报慢，就去干别的。现在很多人打扮很漂亮，但身体不健康。我要说的是，只要你身体健康，你穿再难看的衣服也好看。

　　《财经》：城市规划的核心是否应该是紧凑、高密度?

　　刘太格：不，更重要的是交通和商业中心、生活区要系统化。他们组成了一个个细胞。中央商务区的功能最全，小区可以不必拥有所有的功能，比如，小区就没有必要开一个古董店。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可以复制的。新加坡不断研究，最后找到了比较合理的模式。

　　《财经》：假设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掣肘，中国的城市化率将快速奔向80%。这也意味着要有3亿农民逐步转移到城市，大城市压力变得更大，而中小城市细胞功能还不太健全。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

　　刘太格：规划原理与大小无关。首先你要有细胞，要系统化。规划布局、观念可以通用。你们的问题是规划时间太短。总是到2020年为止，最多到2030年，这应该要改变。新加坡的规划，我一做就管上100年，从1991年到2091年。你们市政府总说，开发太快，规划赶不上开发。这句话是错误的，正是因为你规划时间太短，所以才赶不上。其实，地方政府可以做一个长远的城市规划。为了避免和中央政府交涉规划年限这种不现实的博弈，申报时只报2020或2030就好了嘛。你不要完全听话，这样永远也干不成长远而科学的规划。如果你时机不成熟，就等等，不要开发么，长期规划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蓝图。

　　《财经》：您参与了中国不少城市规划的设计，哪一座城市做得相对比较好一点?

　　刘太格：很多人喜欢扬州，有层次感，自然环境和古迹保护的不错。成都也不错，尤其是中心区。我上世纪80年代也做过厦门岛的规划。厦门呢，历届领导基本有小改没有大改。厦门现在被称为最宜居的城市，相信我的规划有贡献，历代领导的严肃性、延续性很重要。

　　《财经》：我听说，在长远规划方面，新加坡有土地预留?

　　刘太格：我们有预留。但你们的土地局和规划局不是一体的，规划方案需要土地局批准才可以动用那块地。实际上，城市规划可以不考虑土地限制，2020以后的土地，你们的土地局也不管。

　　《财经》：昨天宜居中心的郑副主任和我说，中新两国同源，而且都是政府主导建设。但是，目前中国学界和民间很担心国企的低效和腐败。在这方面，新加坡国资管理先进，私有部门如何进入，进而公私合作?

　　刘太格：政府主导这个理念是有必要的。刚才我们这个会议，纽约代表也说，纽约经验是既由上到下也由下到上，政府主导和民意要结合。他处在那么民主的国家，有些事还是政府主导，新加坡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基本原则是不可否定的。你们的问题是，政府官员不一定是清廉的，这不是规划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法治、社会问题。我只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尽快解决，否则城市发展会受到影响。你们面临着几个问题：第一是有些政府操作不透明，手头不干净;第二事领导重视形象工程而不重视城市基本功能。，还有第三个是城市规划的技术标准。

　　《财经》：如何理解城市规划的技术标准?

　　刘太格：一个城市，她的功能要做好。要怎么理解她的技术标准?城市是最大的机器，里面零件有大有小，很复杂，得懂了、理解了才能组装好。这很难做到，你会组装西门子的机器么?你需要花心思，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成绩不是立竿见影的，上级领导是看不到的。新加坡有今天，是拍脑袋的么?这座城市里面都是“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