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

尹稚：“半城市化”不是健康的城市化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城乡二元分治结构的长期坚守，人为制造城乡阻隔，导致物质空间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脱节。

　　▲社会问题频生的真正原因在我们选择财富积累的方式缺乏公平公正性，我们为何一定要剥削一部分人才能让另一部分人富起来?

　　▲我们将在战争年代的管理军事系统的经验放大到了全社会系统中，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也不可取。

　　今年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数的50%。城市化作为一个关乎城市发展未来、国家发展未来的问题，涉及经济、思想、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国并不是第一个走上城市化道路的国家，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是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人口迁移，城乡二元化的制度设计注定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会成为时代中最为失落的人群。这一正在发展变化着的历史能够获得个人视角的何种解读?笔者采访了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尹稚教授。

　　记者：目前，在一些偏远村落，留守儿童正在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在一些村小学，出现了一个年级100%留守儿童的现象，偏远地区基层社会在儿童安全、公共卫生和教育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如果不进行改善，儿童在成年后可能还会延续其父辈的命运。您对此如何看待?

　　尹稚：之所以中国有大量留守儿童的出现，是中国“半截子城市化”现象造成的。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半截子城市化”进程，从物质环境建设看，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似乎中国与发达国家已无区别，但从人口迁移角度看其实有根本性区别。

　　从全球范围内看，各地域的城市化都是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和角色转换中完成的，国际上称这类迁移人口为new-comer(新移民)，而在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实践中，最主要的关注是，这些新移民如何以比较低的门槛进入城市，能够在城市中随着就业形式的转换，实现财富的积累，完成生活方式的变化，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代际转换。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城市建设规模扩张、建设形态日益立体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人的生活环境改善、可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是人的现代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会通过城乡互通最终惠及全体国民，实现民族振兴。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城乡二元分治结构的长期坚守人为制造城乡阻隔，不断迟滞重建城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资源流动的正常途径，导致物质空间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脱节，形成所谓“半截子”城市化现象。

　　在1949年后，中国的工业化积累并没有完成，又远离了资源外掠夺的时代，这些原始积累在哪些人身上获得?政府第一个看到的是农业中农副产品的剩余价值，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统购统销开始，社会把农副产品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化的财富积累中来，史称“剪刀差”。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的积累进程和城市化进程重叠，城市对农村的掠夺又多了两重含义——“农民工”和“农村劳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

　　一方面，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词语“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和政治歧视色彩。用一种“农民工”不算人的态度榨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创造红利。另一方面更为彻底，中国爆发式的城市化进程及其财富积累很大程度上以土地作价获得，城市政府将农村的土地以几十、几百元一亩的价钱拿来，翻整后直接投入市场，获取数倍至数十倍的利益。“剪刀”从一把变成了三把，基本剪掉了农业人口的生活转型的可能，正常的、勤劳致富的农民日益变成赤裸裸的流动贫民，除了自己的体力、血汗和手艺，不拥有任何可靠的生产资料，甚至失去家园。

　　乡村人常年在外打工，又不能在城市定居，在此之初引发了春运、欠发工资和医疗保障等社会问题。这是“农民工”当代人的问题，20年前对“农民工”的歧视甚至体现在统计数据上，他们创造的产值归城市，但在统计人均GDP等各种人均指标时，农民工不计入城市人口基数。很多城市在数据上呈现出非常假象的繁荣，如果将打工人员全部加入，其数据值至少减少一半。这些是社会各界最早呼吁的问题，而在现阶段，由于半城市化的现状，新的焦点再度爆发。进入城市打工的原乡村居民的就业形态早已转换，在城市打工二三十年后，其后代已经进入早教、入学甚至是高考年龄，而歧视政策依旧，当代人的问题演化成代际交替，事关子孙后代的问题，这一现象正是历史走到今天的必然。

　　记者：您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应从何入手?

　　尹稚：第一，要逐渐废除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让乡村居民自主选择居住地和就业地。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是城乡割裂的，是将城乡看作“一盘棋”的正常管理思路，与我们今天的城乡分割不同。基本上，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重点并不在农村，乡村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重点在城市。我们要重新打破城乡之间的墙壁，如果对乡村居民的歧视政策不改，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从政治上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政府在执政中越来越不相信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面对整体的公共服务和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通过落实政策，实现了居民自主就业和个体经济的繁荣，出现过多赢的局面。但在近十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活力都被抛弃，全部问题被纳入到自上而下的体系中去处理，规划界有句名言“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 ，套用过来可以讲“政府万能，实际会走向政府无能”，造成社会问题频出，政府实际上要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打开壁垒，让民众发挥才智去解决问题是第一步。

　　这当然会有阻力，真正的阻力是通过这种制度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在过去30年高速扩张中实现了非常疯狂的原始积累，在现阶段经济增长适度放缓的过程中，应该利用机会重新安排分配。健康的城市化说到底是一个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针对必将进入城市，并参与城市财富创造的新移民，如果不重新调整分配原则，做出公正公平的安排，所谓的城市化对人而言也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第二，要切实维持进城门槛的低标准，不要盲目抬高进城成本。为什么全球很多城市都会出现“贫民窟”这种问题?因为所有的城市的新移民在开始转换生活模式时都没有财富积累，都会选择最廉价的方式进入城市，但只要能住下来，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就有机会实现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这种类型的“贫民窟”?中国在历史建设中遗留了很多城中村，在大都会地区存在大量未利用的地下空间，其取代了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为新移民提供了廉价但同样条件恶劣的居住场所，大幅度地降低了这些人进入城市生活的门槛。但我们没有反思对这一大规模群体的虐待，在制度化出路尚未建立时，就要将城中村全部扫光，将地下室清空，这其实是更不人道的做法，是将制度以外的迁移渠道和定居的可能渠道清理掉的思路，这不是正常的实现城市化进程的思路。

　　记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存在模式单一化的问题?应如何使城市化进程更有活力?有学者认为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缺少经验，您如何看?

　　尹稚：一场城市化进程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自下而上，我们在学术层面上称此为他组织过程和自组织过程。从全球城市化进程来看，他组织过程是长远的、宏观的，大系统的规划建造过程，决定了城市的基本框架和结构;而在其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社区乃至每一个个体如何生存、如何调试、如何创造出城市的繁荣是一个自组织过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20年，中国进行过很多探索，开始有自组织现象的出现，并已经在探讨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态，但是这十年是真正做成了庞大无比的政府和对基层社会的全面的摧毁。举例来说，近几年经常出现各地城管与商贩之间的冲突不快。城管针对的不是体系经济，而是非体系化的自然经济。哪怕在再发达的国家，小商贩的小本经营也是存在的。因为微观细胞的相关作用没办法完全纳入到体系经济中，恰是这种形态的存在补充了体系经济的不足，能够让经济运转得更和谐、更有活力。

　　“社区”同样应对的是社会的自组织过程。在中国皇权社会，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因为这对执政资源的消耗非常大，税收和国家预算无法支撑，如果硬要支撑，必然加大对人民的掠夺，这是在“维稳”和“激发民变”之间的明智选择。封建社会主要通过基层的乡规民约，以文化、道德引导的过程实现社区稳定。欧美国家的政府不同党派之间的分歧和博弈对社区的直接影响也是有限的，社区层面的社会状态实际上带有很强自治性。一方水土一方人，大家达成共识，慢慢形成五花八门的组织以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将其末端神经深入社区，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军队管理模式进行公共管理。军队是简单系统，但是社会是复杂系统，我们将在战争年代的管理军事系统的经验放大到了全社会系统中，即使是农业社会，也不可取。

　　我们的政府一直有对抗性的思维惯性，认为自己战无不胜，不仅战胜阶级敌人、战胜大自然，还可以战胜历史规律;而一部分技术官僚、专家学者迷恋于技术至上的问题思维，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清晰的逻辑解决。任何复杂系统都可以有调控，包括前馈性调控和反馈性调控。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讲，前馈性调控因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难以实现精准预估，存在局限性，适合控制复杂系统的宏观层面，越具体，越细节，越不靠谱。市场体制以反馈性体系为主，在越小尺度中实现越有效，用于宏观控制则代价非常大，有时根据反馈进行宏观调整时难度极大。从全球看，大部分地区国家都在走混合型道路，既有前馈控制，也有反馈控制。

　　近十年，在中国经济、人文环境刚刚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政府突然没有任何节制地加大他组织进程，而这一他组织进程并非基于价值观和政治观的铁板一块，在这样一个时候加大前馈性控制，人们必然质疑改革成果究竟被谁获得，他组织进程为主的权贵经济还能走多久。这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关于在制度上应选择什么路径才能实现社会全民的整体利益的讨论。

　　记者：目前的全球化因为经济危机进入到新的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地区的巨型财团受益最多，在今年爆发的伦敦青年暴动、美国市民占领华尔街活动等也有此因。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应结合经济转型而动，也有规划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在路径依赖中会相对艰难，您如何看其未来?

　　尹稚：中国的、国外的社会动荡，基本上是既得利益者的贪婪造成的。欧美国家的政企是剥离的，市民认为受到了资本家的不公平待遇，甚至可以打出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其国家政府可以用权力调整企业和市民之间的关系，达到再一次的平衡。我们国家缺少市民社会，有民权意识是近年的事情，一直形成不了市民社会集体性的利益诉求;而中国的发展轨迹是政府和市场的高度结合，在经济危机后，政府积极投资于国有垄断企业，进一步加大了权力和利益的捆绑，让社会感觉更绝望。在我国，政府并不是剥离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这导致了真正向企业表示不满的市民不多，基本上将不满针对于政府，这是中国特殊发展道路和国情决定的，也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如果未来要重塑政府形象，政府要从市场圈中脱离出来，打破政府和企业同一诉求的模式。深层次的顶层设计不解决，简单靠投资和经济增长平复民怨，是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的。

　　社会问题频生的真正原因在我们选择财富积累的方式缺乏公平公正性，我们为何一定要剥削一部分人才能让另一部分人富起来?虽然历史阶段有其被迫性，但走上这条路有非常不明智的一面。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有一些人会做出牺牲，但政府在制度设计上不应该以这些人的牺牲作为发展前提，资本的积累不能按照奢侈的方式进行，我们不需要以大量资源的消耗实现城市化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不断摆脱路径依赖的过程中谋求发展，成功摆脱路径依赖才会成长。中国的财富积累速度在近30年是全球最快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多的，而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社会伦理代价是物质不能偿还的，这些“后遗症”需要通过长时间的修正才能慢慢减缓。

　　目前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可能要在高速发展时期过后才能有效提炼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理论成果，欧洲城市化转移的人口不到中国需转移人口的二分之一，美国更少。如果中国能够在不爆发大规模剧烈社会冲突、没有向全世界掠夺资源的前提下完成十几亿人口的城市化，这是对全世界的贡献，中国政府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化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试图在几十年内完成城市化进程是不现实的，这是很漫长的积累过程，尤其是人的改变。目前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是通过高强度的城市化搭建平台，市、县、区、镇、乡、村一哄而上，是一个全面的蔓延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属于非规范化的发展套路，“乱拳打死老师傅”，导致中国环境事件频发和社会矛盾激化。正常的城市化现在应该是层次提升或者叫内涵式提升，如果想找到高端经济行为的良好发展平台，只能向真正适宜发展城市的地区集中经济能量，应注重内在要素的提升，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