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耘隆

　　对于设计师来说，做设计是本分。但当设计本身成为一种局限，这种局限无论来自社会，还是来自设计者，突破局限则成为必然。而更大地创造设计的附加价值，可能是突破局限的一条途径。

　　记者：从室内设计行业的现状看，设计的局限就是设计师的局限，您认为造成这些局限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杜耘隆：这些年关注境外设计和设计公司的发展模式。发现很多的时候，由于条件不成熟，我们还无法把他们已经创建出来的成熟的有利于设计发展的模式拿来使用。作为设计者，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室内设计师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国内室内设计师的地位一直比较低，很多时候，甲方认为只要给设计师所在的公司一些工程项目，设计就不该收取费用。尽管现在设计环境已经改善了很多，但是设计师的劳动并没有被甲方充分认识。大部分情况下，甲方可以随意改动设计图纸，施工队也会在施工过程中简化图纸，偷工减料。设计者辛辛苦苦画出图纸，最终效果并不是想要的，不是设计能力达不到，而是很多东西已经被过滤掉或简化了。

　　记者：设计是一个社会性的工作，干扰它的因素很多，比如说甲方、施工方，可能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几方博弈，谁最终占了上风，谁最终就获得了话语权。其实，这种博弈一直存在，但随着甲方的日渐成熟，设计赢得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多。以前，总是能听到设计方案在没有通知设计师的情况下被改动，现在有所改观吗？

　　杜耘隆：现在依然如此，甲方的很多项目也是唯领导喜好是从。如果领导不喜欢该方案，就会按照领导的思路改动。而施工单位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很有可能用乙材料来替换甲材料，也许施工方认为甲乙两种材料差别不大。但事实是，两种材料即使色彩稍微有一点差别，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却会有很大差距。

　　这种情况我们碰到不少，很多的时候设计师感到无能为力。而国内的设计师，包括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在收取的费用上也无法与境外的设计师相比。从类型上看，地产设计的收费相对高一点，但是要看开发商的意识——如果追求品质，开发商一定会找好的设计师，并给设计师以一定的信任。然而有的开发商却一心只想压价，不太在乎设计的质量。从整个国民素质看，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还没有把设计放到重要的位置，这对设计的发展无疑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当然，设计自身的生长力要顽强，即使大部分情况下设计师无能为力，也必须发声。

　　记者：目前，设计在中国正处在一个茫然生长的时期，有彷徨、有找寻、有理想。很多设计师在寻求发展的路上有过质疑，当设计走到一定时期，从您的经历来看，如何改变？

　　杜耘隆：有时候，仅凭单一的设计取费来体现设计师的价值，可能不会太高。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设计一些延伸的项目，让设计的价值最大化。例如，通过室内空间设计外的软装设计和家居设计，既可以拓展室内设计本身，又能够让设计在经济上得到支撑。

　　国内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不少。香港的设计师梁志天因为设计家居而成立了自己的家具厂，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家具，这就是设计附加值很好地体现，即增加了收入。最重要的还是，更好地保证了设计的效果。

　　设计的附加值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经有人做了，但是那个时候往往是设计转向工程。现在有些装饰公司的老板就是做设计出身，却转到了做工程上，我认为这样已经背离了纯设计的概念。

　　记者：设计与工程，无论如何互转，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有人认为设计依托于工程而失去了独立性，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许是设计发展的一条途径。

　　杜耘隆：中国装饰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金螳螂——的起家，其实是从设计开始的。但最初设计是亏本的，它是用装修工程的盈利来养设计，当设计发展到足够强壮的时候，反哺工程。据说，现在该企业的设计院有1000多人，并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形象，由此带动企业的发展。

　　也有以工程为主的企业转向以设计为主，国内做得相对比较成功的能保留设计特色的并以设计为主的，是以广州美术学院为主要力量的广州集美组。尽管现在这个企业还在做工程施工，但核心是以设计为主。

　　装饰公司以工程为主导，大部分的设计不为人知。广州集美组不同，工程还在做，而设计所占比重较大。有一些从设计转向工程的设计师，几年过去以后，在设计这个行业再也难寻其足迹，彻底地变成了包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