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昀

　　在从业经历上，杜昀有一个辗转的过程：在深圳做室内设计，到了加拿大发现那里的人很瞧不草上室内设计师，因此考取了加拿大安省OAA注册建筑师，做了建筑设计。再次回深圳，中国正值建设发展繁荣时期，他在专业上，也就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各占一半了。

　　记者：国内的室内设计相比较建筑设计，起步还是比较晚的，各种制度还不完善。

　　杜昀：对，不仅仅中国如此，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如此。我在加拿大安省的时候加入了建筑师协会，安省的建筑师协会是自主管理的协会，它拥有非常大的实际权利，这个权利是国家管理机关授权给的，有发证权，它直接决定着建筑师能不能行业。

　　记者：这种协会是官方的吗？

　　杜昀：纯民间的。

　　记者：我也听从加拿大回来的设计师说过，它对行业内的人是一种约束，但也是一种保护。

　　杜昀：是的。在加拿大你不能随便在名片上印上我是建筑师，一样要写明你是哪个协会的建筑师，我的建筑师名号后面一定要写上OAA，OAA有几百个注册建筑师，各人有各人的专属号，如果你超越了专属权，别人就可以起诉你。

　　记者：我认为这是这个行业走向正规、健康发展的标志，现在好像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协会。

　　杜昀：对。我认为还有一个成熟的标志是建立一套信用体系。刚刚我们谈到的是建筑师协会，由于发展的时间不长，室内设计相关的体制不完善是全球的一个通病，室内设计行业不独立、滞后，行业门槛低，管理较为松散。

　　近几年，室内设计可以说有发展，但速度还是比较慢。就拿加拿大安省来说，相比较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得到的约束和保护较弱，其间所反应的问题很复杂。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加拿大多省联合在为室内设计师争取权益，试图使这个行业尽快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建立信用体制

　　记者：以你从业的经历来看，针对国内的室内设计行业的不完善，你认为主要症结在哪里？

　　杜昀：常听到有人会说国外这个行业很规范，其实国外也不见得多规范。那我们自己怎么做才能做到完善呢？很多设计师会说材料不到位、施工不到位、业主有问题之类的话。室内设计也是个较为复杂的社会工作，作为业内人士我们看问题不能一叶障目，有些问题是现象。出现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问题，实质是我们缺乏一个完善的体系。

　　从设计到施工，我们没有一个信用体制。例如，有资质的人不干活，没资质的挂靠有资质的，所产生的问题是，实际做项目的人并不关心品牌的问题，交所谓的管理费用，工程完毕，拿了钱走人；而有资质的人，项目不是他做的，他也不会去关心项目以及和项目相关的事情，尽管收取管理费。这么做，如何能建立起信用体制呢？

　　信用体制建立起来的关键是，一定要设计师自己努力:自己做项目，自己掌控项目，建立自己的品牌，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 除此之外，行业的透明程度也是信用体系中很重要的一点。

　　在我们国家，很多东西看上去都很有想法，但是看细微的地方就没法看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无外乎一个完整系统的缺乏。而这个系统的牵扯面是比较复杂的。在此，我们不妨作个对比：国外设计师的权利是比较大的，由于此前他所建立的信用纪录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信用的人，所以在项目中，他会推荐很多材料过去，而在这个推荐过程中，他也许会获得一笔折扣价，这在这个行业是公开的。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大家不把这个问题谈明，人们都在相互猜疑。所以国内的设计师在做项目时候，一般避免提供厂家来源，这就变成了一个双方猜哑谜的过程。设计师明明知道哪里有合适的材料，但就是不告诉你，因为告诉你他就会有嫌疑。假如你找了替代品，设计师又不认可，这就变成了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样的一个博弈很难在最后达到一个好的结果。

　　这对于设计师来说确实是件很苦恼的事情。系统完善的与否对于行业的影响特别大，有信誉的问题，有支撑的问题，这是这个行业在国外的最大的区别。实际上，设计师在中国有很多机会，室内设计行业，除了设计费比欧美低一点外，其他都不低，浪费非常严重--时间的浪费、材料的浪费以及在不信任的前提下精力上的浪费。和和项目相关的一切，在国外就是明码标价，总包、分包……各层收多少管理费都是摆在明处的，是合理的。在欧美，这个行业的透明度和信用度保障了这个行业向前发展，大家在一个互相信任的前提下合作，而不是像我们在一个互相猜疑的情况下合作。

　　核心问题是，要调整行业系统

　　记者：您刚才反复提到信用体系，那目前国内设计行业普遍存在的快速设计，这个问题无论普通设计师还是著名设计师基本都会回避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和您所说的体系有关呢？

　　杜昀：迅速的设计、迅速的开工、迅速的完工，这确实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症结的唯一所在。活做得粗糙，首先要归结到国民性，中国人在文化上就是大概文化，不求精，自古如此。请比较一下我们明清的建筑流传到日本之后的发展，细节上差很远。这很难说就是缺点。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即成的事实。

　　我去过国外的很多地方，比较注重东西方设计的对比。其实类似于我们的这种情况，很多国家有过。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西班牙馆的设计也很引人注目，但是和英国馆相，你就知道两个国家的做事风格，这是不用回避的。在细节上，我们和这些国家的确有差距，因为速度快使得人们没有时间思考。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还没有系统化，没有好的管理系统、施工系统、设计系统……如果有一个好的系统你一样可以快，一样可以做得精致。 项目的问题，其实我认为快只是一个导火索。

　　记者：我们看到快其实就是一个现象、表象，真正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快所导致的。

　　杜昀：对，我认为快只是一个现象，而追求快是和我们的系统缺失有着很大关系的。

　　记者：上面谈到的是国内室内设计的一些欠缺，有欠缺就会有不欠缺的，您有没有一些看法？

　　杜昀：国内的室内设计我认为不欠缺的，就是中国人的自信，中国人有高度的创意能力和高度的模仿能力，这是我们长项。

　　记者：相比较现状，如何才能使得室内设计行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杜昀：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调整行业系统，建立信用体制。让市场规则去管事，不要用政府手段去管事。 我觉得市场化承认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政府不要参与过多。行业要发展，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市场这把尺子所丈量出来的，应该就是核心标准，让市场经济说话。

　　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

　　记者：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在某些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就像您即是建筑师也是室内设计师，如果二者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您愿意做建筑师还是室内设计师？

　　杜昀：建筑师，我已经选择过了。

　　记者：那你现在的项目主要是室内设计还是建筑设计呢？

　　杜昀：都有。但是我自己在建筑上花的精力更多一点。

　　记者：您最崇拜当下的哪位同仁？

　　杜昀：没有崇拜的人。我经历了从“文革”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动荡时期，很难有信仰，眼睁睁的看着共产主义理想破灭是很不愉快的。我现在会信佛。专业上特别崇拜谁谈不到。但确实有些设计师的某些设计我是很欣赏的。我判断一个设计师是看他的作品，我觉得最高境界就是当你进入这个空间时候，对空间的感受与自己的共鸣纠结在一起，被感染着。

　　记者：作为设计师，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不是满意？

　　杜昀：我觉得作为设计师来说，在中国这个时代，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在合适的地点做合适的事情，我赶上了，知足者常乐。

　　记者：您对您的职业表现能打多少分？

　　杜昀：我对我自己的职业表现还真没有打过分。作为设计师我认为自己的才华还不够的，职业上的表现来说做最多打70分。三十而立，四十知不惑，我早已过了不惑的年龄，不会觉得自己是大师，有自知之明吧！

　　记者：您觉得这个职业您会做到多大的年纪？

　　杜昀：这个行业可以做到很大的岁数。上周末在广州设计周上，我陪着日本的建筑大师矶崎新，从接他到送他。老人家79岁了，仍然很热衷谈他的项目。他腰板很直，走路很快，思维很敏捷。这让我很感慨。设计师可以做到很大年纪，但我不希望10年以后自己还像现在一样地做。我不希望在压力下做事。设计的最高境界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