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国有建设单位的人聊天，比如电网、城投、通讯、自来水等公司负责建设的职员，经常会听到他们有很多的抱怨，比如，A单位是他们心目中做得比较好的单位，但现在国有资金建设都要强制招投标(其实国外更严格)，这样一来，A单位不一定会获得标的，很可能被B单位获得，但对B单位的底细一点都不了解，很可能就是一个壳，投到标后一卖了之。还有如果他们招标书的条件写起来对A单位特别有利又不行，可能引火上身，拿那点工资还被人家背后说来说去不舒服。
我想这是广大国有资金业主普遍存在的抱怨和烦恼，但有一件事情发生在前几天，我看了觉得很震惊，但细细一想，又很正常，具体的事是这样的：
北京青年报2016年12月11日消息：2002年，故宫启动“百年大修”规划，计划持续到2020年。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2014年至2015年间，这一修缮工程却中止了一年多的时间。12月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办的“近现代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更新发展”的高峰论坛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了当初叫停修缮工程的原委。
故宫“百年大修”工程是对古建筑进行整体的保护修缮，在国家投入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很多建筑都获得了健康稳定的状态。
工程似乎在井然有序地进行，2014年5月的一天，在故宫巡查的单霁翔突然发现刚刚修好的太和殿外围又搭起了脚手架，原本的灰浆在干掉以后需要被清理。单霁翔感到很奇怪，过去的建筑320年都没有出问题，为什么刚修好的屋顶，又要复修?
工程师很无奈，说今天修复古建筑的社会环境和过去很不一样，大致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要招投标，中标的单位没有队伍，中标之后才开始找包工头，包工头以最便宜的价格找农民工。所以可能几个月前还是收麦子的农民，立马就上了太和殿了，没有传统的技艺。
第二就是政府采购，所有的材料都要货比三家，比的是便宜，而不是优质。材料质量得不到保障。
第三是执行力。每年10月，钱款拨下去后，次年8月就开始催，钱有没有花到60%?到年底如果没有花掉就收回。逼着大家赶快花钱，这种状态下是无法科学地修复的。
第四个是由于老工匠没有干部身份，到了年龄要退休，不能返聘。院里八大作的传承人一个一个都走掉了。而他们培养的年轻人大都是周边地区的，没有北京户口进不来;北京本地的年轻人又不愿意学瓦匠、木匠。所以故宫三年一届培养的传承制的师傅进不了北京，又回原籍了。
其实这样的事，在中国建设工程领域中发生是最普遍不过了，但这样的事发生在故宫，却让人不得不觉得事情有了些许的严重性，故宫尚且如此，其他工程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故宫维修这个事情，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中国特色的这个招投标体制下，却有这一定的典型性。各地方的城投、公投等形形色色的财政投资项目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此瞎聊几点招投标的“小事”，且当茶余饭后。
招投标“三公”名头变成了抽签式的运气和平均主义
《招标投标法》第五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这里所指的公开是招标活动必须公开进行，不得隐蔽、私下进行，也不得隐瞒招标的结果，是对招标活动形式和程序公开的规定;公平是指招标活动应当达到的目的，这里面包含了合乎法律、合乎科学和合理的含义，是从国家和当事人角度对招标活动最终达到的目的要求的规定;公正是指招标活动应当采取公正的方法进行，不得偏袒、包庇、围标、瞒标、评标应当合法合理等，也不得有其他一切违法违规行为，不仅要程序公正，结果也要公正。
那么这个法律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又是怎么应用的呢?举个小栗子，有个1个亿投资规模的公建项目，首先当然是要求公开，基本上都是在当地日报等报纸提前登出，这个环节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也很容易做到。其次是公平，理论上很好理解，但实际的操作是，基本上的公平都是以资质为标准，资质高的，即使你骨干流失差不多了，也有资格投标，而资质低的，即使你项目团队很强大，那也只能对不起，这让很多初创但人员团队能力很强的企业觉得不公平。以前小项目高资质企业是不能投的，但现在这个规定放开了，基本上特级资质去投几百万的项目也有很多。说到公正，这里就几乎说不清了，但专家每个地方都能从库里抽取，这个执行是比较到位的，但在评标这一块，基本的时间也就在1天内，走过场的很多，碰运气的更多，有很多工程，基本上专家辛苦大半时间打的技术分都不用的，技术分过了及格线就可以，而专家为了不麻烦上身，基本上不是标做得特别差的都给过，然后就采用摸球下浮率，因此这个所谓的公正，基本上也就成了抽签，公平似乎成了碰运气和平均主义的代名词，优势企业没有任何的优势。
建设单位片面理解国家政策，把招投标当成扼制腐败手段，能撇就撇
每个国家都一样，对私人的投资，基本上是能不管都不管，因为是自负风险，但对于国有资金，由于采用的是代理人机制，对花钱肯定是严控的，中国在过往的招投标领域，更是发生了不可计数的腐败案件，可以说害人不浅。
在2012年新的一届政府上台以后，国家对反腐败的力度空前提高，很多人对花钱很敏感，这样，很多地方走入了极端，对于花钱的事情，能撇则撇，都会尽量采用招投标，这样，领导干部很多都不想要权力了，本来50万以下可以班子直接定的，也走招投标，本来可以通过维修快修走的资金，也走招投标，看起来是公平公正了，实则是效率和可控性大大的下降。
招投标对大型的项目产生的效益是非常明显的，但小型的项目，产生的效益却不一定很多，甚至不一定会有，因为招投标本身就是要花很大的成本的，招投标制度其实跟腐败没有什么关系，但很多地方以为国家推行招投标制度是为了遏制腐败，这是非常片面的，对于小型的工程，其实可以采用小额专家库等形式，尽快确定买卖关系。
招投标是低价中标，但好东西不低价
物美价廉是中国人的良好愿望，但实际的运作中是一种“悖论”，物美价不廉是真理，这就牵涉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建设工程过多的考虑建设期的成本，却忽视了后期运维和使用(节不节能)的成本。比如，一个电力工程，它的主要设备和材料(如变压器、开关和导线)，如采用好的品牌，他的建设成本要高30%，但后期的耐用性却好很多，使用和维修成本却很少，甚至可以下降50%以上，总账是划算的，但招投标肯定出局，这就造成了好东西价不低，而且可能出局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那么，招投标领域出现以上这些怪现象，作为代理人机制的国有工程，真的是无解了吗?个人觉得，非也，国外都干的好好的，只是引到国内来就把经念歪了。
首先，招投标作为有效的竞争形势，肯定有着他非常合理的一面。招投标鼓励“公开、公平、公正”，但一定不是鼓励运气论，平均主义，否则，在招投标中，好的企业也是一票，差的企业也是一票，这就会造成制度性鼓励围标串标，而且愈演愈烈。
“公开、公平、公正”个人的理解是每个竞争者在同一平台上，大家自由竞争，竞争的结果应该是鼓励强者愈强，但中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的施工企业是具体不搞施工的，他们主要是搞资质、招投标和融资，这和国家的制度有关，也和现实的基础有关，国家允许农民工存在，允许农民工不用社保，这就不能真实的反应用工企业的成本，而且这些人觉得自己成了社会的弃儿。这样的制度，施工企业的实力，特别是一线技工队伍的实力，是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的。
因此，招投标制度是不是对那些确实提升自身生产能力，给农民工更多保证的企业予以倾斜，这应该是国家要考虑的内容之一，否则“大国工匠”将无从谈起。国有建设单位选择供应商的面也会变得越来越窄。
其次是要加强监管。有必要的情况下采用工程总承包，总价承包等模式，中国的建设工程结算，太多的扯皮，太多的交织，原因就在于，很多单位采用低价骗标，后续变更的套路，而且屡试不爽，甚至给建设单位耍赖皮，这让建设单位很无奈。
在国家大环境给建设单位更多责任的同时，在整体舆论环境同情农民工的大环境下，确保建设单位不被一些人打着弱势群体的名号敲诈是非常重要的，业主确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在这一块，招投标的理解应该不仅仅是招投标的过程，而应该要贯彻到整个建设工程的始终，加强标后的评价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再就是国家应该从原来的建设工程以建设期的成本为主要考量过渡到以TCO(总体建设和使用成本考量)，让一些有社会责任心，愿意承担更多建设后责任的单位获得优势，否则，一锤子的买卖方式，很容易让劣币获胜。
另外，专家评标的方式应该说是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投标人的公正需求，是不可取消的，但因为专家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一次性确定投标单位，偶然性会太大，也不利于保证业主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浙江省在重大工程投标中采用二次确定供应商的方式，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专家制度的有效执行，但因为专家只推荐平行供应商，最后一下还需业主确认，确保了最终的候选人有较好的可控性。
总之，招投标制度是被国际证明了有效的供应商候选方式，是建设工程通行的买卖方式，中国的国有业主虽然有很多的烦恼，但最终招标文件还是自己写的，想要找到合适的供应商，跟你写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另外，随着住建部诚信公共服务平台的上马，我们相信西方引进的招投标制度在中国会变得越来越纯正，越来越有效。工程企业，你们感受到其中的变化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