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思想
现代控制论认为，控制是实现系统有目的变化的活动。换言之，即按—定的目标对系统在空间中的各种可能状态进行选择，使系统的运动达到或趋近这些被选择的状态。项目管理实施项目工期、质量、成本、安全四大目标的控制，即是寻求项目行为中这四大指标实现过程中自动调节、协调和最优控制的途径，促使项目最终目标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中，对上述四大目标的控制已有十分成功、有些甚至是成龙配套的作法和措施。例如在工程的质量控制和规范要求上，战国时代秦国政治家吕不韦便曾提出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生产过程中产品的质量问题上，为了把住质量关，他主张在生产过程中要指派专人随时进行“工师效功……按程度”的抽查(《吕氏春秋》卷十)，抽查中要定出统一标准，以“必功致为上”(同上);为了明确责任，还规定必须在产品上“勒工名”，对操作者“以考其诚”。这些措施，态度认真，要求严格，效果积极。在万里长城居庸关外镇城楼上便保存有一块碑刻，上面果然记有管工头目、管烧灰头目、窑匠、泥瓦匠等人的姓名，可见吕不韦主张的质量责任措施延续了几千年。据历史记载，长城的修建有严格的质量检验验收制度，例如城墙筑成后，规定要在一定距离内用箭射墙，箭头不能入墙才算合格，否则返工重筑，等等。
北宋时期曾任主管营造的将作少监的李诫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奉敕编撰的《营造法式》一书便体现出很强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管理思想。李诫将房屋类型分为殿阁、堂房、厅堂、亭榭等，对不同类型的建筑分别提出了规格标准和质量要求，无论是房屋的间数、椽数、立柱数、铺砖瓦数，或是其他构造都有统一的制度规定，均需严格按统—标准来建造，以保证其质量。他还对建筑用的各种材料提出了质量上的要求，主张按其不同的规格划分出等级，并按各类建造的要求规定出所应使用材料的规格和等级。
我国古代工程施工中的安全管理和文明施工也很有特色，北宋时期木结构建筑匠师喻浩曾在都城东京设计和施工了一座高达360尺(按：系宋尺，约合今115米)的木塔，施工时，每建一层都在塔的周围安设帷幕遮蔽挡，既避免施工伤人，又便于操作。这种方法甚至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高层建筑施工。
古人对工料核算和成本控制也有许多成功的做法。例如工程量浩大的万里长城的筑城工程因地制宜，就材建造，大大减少了工程费用：在黄土高原—般用土版筑或土筑，现存临洮秦长城即土版筑，玉门关一带的长城用砂、砾石和红柳或芦苇层层压叠，无土之处则垒石为墙，山岩溪谷处，则杂用木、石建造，特殊地带甚至利用山崖劈崖作墙。著名的都江堰工程亦是就地取材，堤防是用河滩上的大鹅卵石砌的，为防鹅卵石被水冲走，还用当地盛产的竹子劈成竹篾编成很大的竹笼，把鹅卵石装在笼里……
李诫的《营造法式》中已经有了完整的劳动定额的计算方式：首先按四季白昼的长短分为中工(春秋两季)、长工(夏季)和短工(冬季)，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增减10%，军工和雇工也有不同的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水运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一一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对于各种材料的消耗定额也有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与要求。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定出严格的标准，以各个制作项目计算和确定出所应消耗的原材料数量和人工数量，以此作为“本功”，实际完成功限的多少以“本功”为标准来增减，这里体现出鲜明的成本核算的思想。《营造法式》全书三十余卷中，关于劳动定额及其计算方法和材料消耗定额的部分便有十三卷，占了很大比例，可见当时对成本控制的重视。后来的明清两代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不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有估工算料的成例，出现了《营造算例》这样流传于民间的营造算法抄本，清代宫廷还有专司估算工料的“算房”。
程序思想
项目程序就是规定一个工程项目在管理工作中应遵循的流程、标准、规程和制度。严格、精密的程序管理而不是只凭经验和习惯的操作方法是项目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项目实施“万无一失”的重要保证。我国古代匠师已经懂得了这—道理，在我国最早的—部工程技术专著《考工记》中，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重要建筑制度，如王城规划以及版筑、道路、门墙和主要官室内部的标准尺度等。隋代宇文恺主持修建都城大兴(今西安)，依据详密的规划进行建设，使得这座城市的规模宏巨、分区明确与街道整齐都超过了前代的都城。以后，在北宋元丰年间编订的《筑城法式》总结了各种防卫工程的经验，有关夯土技术的规定，元代所著《河防通议》中，对于堤坝、水闸的技术、工具、材料、工限等也都有详密的规定。
值得一提的仍是李诫的《营造法式》。“法式”即标准、规范。李诫对不同类型的房屋作出了统一的制度规定，而且对各项制度的工艺规范和操作中必须遵守的各道工序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书中还记载了大量有关建筑方面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李诫在书中还提出“分工专其业”的主张，认为在管理上应将整个建筑物营造作出细致的专业分工。他提出的专业分工有十多项，以各专其业的操作者们来分门别类地完成各项具体工程。
从上述六个方面中，可以大致窥见我国古代项目管理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当然，这种认识水平和实践在其他方面也还有表现。例如，《老子》一书中论述了“知常曰明”的观点，即认识“常”才叫作“明”，也就是说在事物变迁形态内求得不变的恒态，在动中求静，在变化中求发展，在竞争中求生存，这体现出动态管理的思想。著名的都江堰工程2000多年来一直保持的维修管理系统和持续不断的岁修制度，万里长城采用的防务与施工相结合的办法，由戍卒分段包修的分地区分片分段维修负责制等，都既体现了开放发展的系统思想，也是动态管理的范例。再如我国古代重大工程都要求于短时间内完成，因而多采取大规模的施工组织，往往征集各地匠师、民夫和军工等，人数自数万到二、三十万，这种工程宏大的工作范围和庞大的施工组织需要相当高的项目管理水平。又如我国古代“都料匠”或“匠师”制度，颇有“项目经理责任制”的意味，主持都江堰工程的李冰父子，规划并主持兴建大兴城的宇文恺，明、清两代分别主持修造紫禁城宫殿群的蒯祥、雷发达，主持京张铁路设计和施工的詹天佑等，都堪称相当出色的项目经理。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早期项目管理思想是我国几千年建筑实践活动中所形成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挖掘和整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对于我们今天的项目管理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本文不揣冒昧进行了初步探索，难免挂一漏万，只将其作为引玉之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