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思想
现代意义的统筹思想是根据项目的要求，通过数学分析和运算作出综合性合理安排，以达到较经济、较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这也正是项目管理所要解块的主要问题之一。而我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出色地运用统筹思想与方法解决工程实践中的难题。
公元十三世纪的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修浚京城附近的通惠河时，有二万以上的军、匠、水手与设官囚徒参加施工。为了加快工程进度，郭守敬反复勘察地势和水源，精心设计河道走向和施工程序;他先在京城大都西北修建—条长达30公里的白浮堰，把昌平以南神山白浮泉水西引，再利用天然地势使其折而南流，与西山山麓大体平行，并沿途截汇西山诸泉水，注入瓮山泊(即今颐和园昆明湖)，再入大都城，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地形环境，减轻了劳动强度，又解决了自古以来始终未能解决的水源问题，整个工程仅1年多时间便告完成。据历史记载，当时积水潭上“舢舻蔽水”，可见这条运河效用之大。
清代康熙年间著名治黄专家陈璜改造北运河时，有计划地利用修筑北岸“遥堤”开挖土方，形成一条施工过程中可以利用的运料小河，然后在此基础上挖深开宽，“所费不多”，修成了上接北运河、下迄清口对岸的“中河”。行驶在运河的船舶，出清口以后，直接横波黄河而进入中河，也就是北运河了。这就避开了行驶黄河中的“风波之险”和“牵挽之劳”，漕运畅通，商旅无阻。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举而三役济”的事例：北宋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大臣丁渭受命修复皇宫，遇到三个主要矛盾，—是取土太远，二是运进建筑材料困难，三是建筑垃圾难以处理。丁渭深入现场踏勘，进行方案对比，把通向汴水河的道路挖成沟渠，与汴水河连通，既就近取了土，又形成运输建筑材料的水道，工程完工后将灰土、瓦砾等建筑垃圾倾入这条沟渠，填平，复成道路。就这样三个难题都巧妙地解决了。“一举而三役济”，“省费以亿万计”，仅此一端，可见我国古代工程项目管理达到的水平。
规矩先定
十九世纪初期以前，建筑师就是总营造师，他负责设计工程、购买材料，雇用工匠，并组织工程的施工。建筑师所面临的是较为简单的施工工艺和种类很少的建筑材料，因此，对于进度计划，成本核算等—般不大重视。然而，我国古代却不尽然，许多著名的建筑师对于工程的计划和施工组织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楚国筑城工程在令尹孙叔敖领导下，按照周密的计划进行：“……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近，略基趾，具鍭粮，度有司……”(见《左传·宣公十—年》)。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建筑施工中就十分重视工程的计划与施工组织：主筑城者“封人”，既要任命“司徒”掌役，又要根据工程量对工程资金、材料、工具、民工口粮等作出周密计算和安排，还要聘用“有司”作监工。结果“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完全实现预期效果。
宋代苏轼《思治论》中对此说得更明白：“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资材之半约以制宫室之大小，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人焉。必造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竹、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财役夫若干。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矩之先定也。”
这种“规矩先定”，即经过详细筹划再组织施工的方法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成为我国古代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不断给工程建设实践以指导，特别是在一些规模宏大、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程上体现得更加突出，效果也更加明显。如前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城的建造有很周密的工程计划，不仅测量计算了城墙的长、宽、高以及沟洫在内的土石方总量，连所需人工材料、从各地征调人力、往返道路里程、人员所需口粮、各地区负担的任务等，也都计划周详、分配明确。唐代改建大明宫，包括十余座殿堂，工期仅用了一年。公元700年河南嵩山建造三阳宫，也只用了几个月时间。明代改建北京城时，紫禁城内工程浩大的宫殿群和宫城前的太庙，以及包括有8350间房屋的10个王邸，仅用4年时间便全部告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