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常态”过渡期的新经济形势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 经济。可以预见，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种经济上的“新常态”被专家解读为：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三是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动力主 要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四是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
然而，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渡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新常态时期。
在这样的过渡期，中国的宏观经济体现出了转型的阵痛，其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也影响到了建筑装饰产业的发展。
1、宏观经济形势不明朗
与上届政府有所不同的是，面对形势更加严峻的下滑态势，本届政府不再实行一次性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以稳定增长。这一系列政策彰显了本届政府“注重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决心。李克强总理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也说：“我们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但“强改革”的效力还需要时间持续发酵才能发挥作用，而像反腐倡廉、打击奢侈等政治纠偏措施，以及环保法的修订，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弊病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目前经济形势的低迷，这也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不明朗。
国家统计局2014年10月21日发布的2014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的主要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3%。虽然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的发展新常态，但第三季度的增速创五年半最低的表现仍然提醒我们，国内外环境仍然错综复杂，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在这次公布的数据中，有两项指标比较直观地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一是广义货币(M2)，M2/GDP 通常被用来度量一国的货币超发程度，该比值越大货币超发越严重。9月末，M2余额是120.21万亿元，同比增长12.9%，这表明我国货币超发、通胀常态不变，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2个百分点。
在经济新常态过渡阶段，随着货币供应量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社会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效应持续减弱，已积累了大量债务的地方政府也难以再启动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在房地产行业降温、地方债偿债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制约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这一长期以来驱动投资的“发动机”马力不足，以及受反腐倡廉、中央禁止政府机关新修楼堂馆所的政策影响，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明显降温。
若按经济新常态的理论，政府应该管住自己的手，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事实上，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政府依然时时出手。许多善意的国家政策会被各条块上的部门及地方政府曲解利用，反而成为市场经济的阻力。中国的宏观经济，在这样的拉锯战中摇摆前行。
2、“铁公基”投资加速信号释放
在过去的岁月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依靠持续的高投资和高资本积累来推动。“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经历了前几年的投资放缓之后，今年，国家多次释放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信号，投资回暖预期明显。
2014年4月30日，铁路总公司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今年铁路追加投资，投资规模达到8000亿。中国铁路历经2011年、2012年、2013年持续三年投资放缓之后，重回历史快车道。8000亿投资仅次于2010年8426.52历史顶点，年底实际投资数有望创历史最高。
今年1月份至8月份国家铁路完成投资3700亿元，完成8000亿元进度的46.3%，市场人士表示，进入四季度铁路 投资将会大跃进加速，月均投资额近1000亿元。
10月18日，发改委批复了大理至瑞丽铁路、辽宁锦州港至内蒙古白音华铁路、玉溪至磨憨铁路项目，总项目投 资额为958.78亿元。稍早，另有3个投资分别超过100亿元的铁路项目获得发改委批复，包括黔江至张家界至常德铁路、新建柳州至梧州铁路和郑州至万州铁路。三条铁路项目的总投资金额为1445.16亿元。其中，郑万铁路计划投资974.3亿元，成为这三个项目中投资最大的一个。而此前一周，发改委刚刚获批了三条铁路新建或扩建项目，总投资额达到958.78亿元。
除铁路外，近几月，国家发改委还批复多个机场建设投资项目。9月28日，发改委批复了新建吉林省松原民用 机场、青海省果洛民用机场、内蒙古扎兰屯机场、云南省澜沧民用机场、贵州省仁怀民用机场等五家机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五家机场的投资总额达54.9亿元。
发改委在2014年上半年也对机场项目有过批复，不过整个上半年共批复四家机场项目，包括6月10日的西藏林芝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及青海省花土沟民用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月份对辽宁省新建营口民用机场和锦州民用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通过。
对于此次集中批复机场项目，业界人士称该速度也比较合理。而此前的一些规划及会议也显示了今年与明年机 场项目在数量上将比较集中。
在去年年底的2014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民航局曾提出2014年民航发展预期指标，其中基础建设设施投资780亿元。而这个数字从2009年至2013年分别为594.5亿元、646.5亿元、687.7亿元、712.2亿元及716.6亿元。今年比去年增加超60亿的投资。
从此前民航十一五及十二五发展规划也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新建机场70座，改扩建101座。十一五 规划中，2005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为142个，当时规划到十一五结束，即2010年达到190个，但实际仅为175个； 而十二五规划则是到2015年达到至少230个机场。截至2013年末，机场数量只有193个，这意味着如果按照该规划，2014年及2015年仅建成机场数量就将要达到37家，还不包括其他批复项目及在建项目。除各省市地区机场的在建及批复，解决大型机场的容量饱和问题及大型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也在进行中。此前在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规定，缓解大型机场的容量饱和问题，积极发展支线机场。近日，上海第三机场及广州第二机场选址问题也被热议，而此前论证数年的北京第二机场的设计规划也终在2014年确定。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有决定向地方政府全部或部分下放通用机场核准权限，而这将解决过去审批周期长的问题。江西及山东等都已经有新计划。其中江西计划到2020年新建通用机场15个，山东到2030年通用机场将达30个左右，更长远规划为建设70个通用机场。
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城镇化的必然举措，此番发改委密集批复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稳增长的信号极为明显，也提振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然而，这些举措，依然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
3、地方政府投资信心不足 预期的民间投资并未增加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2013年全国财政决算报告显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近4万亿元人民币，刷新了2011年3.1万亿元的纪录。但现在情况变了。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1%)，增速比1-5月份回落0.6个百分 点。与过去几年20%-30%的增速相比，这一数据堪称近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房地产市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土地出让收入，因开发商投资意愿不足陷入低迷。据财政部数据，2014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增幅仅为26.3%，远低于过去五个季度平均40%以上的增幅，6月甚至跌至7.3%的低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然而由于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地方债偿债压力明显加大，地方政府投资信心不足，而被寄予厚望的民间投资也未能大幅增加，因此，本届政府推出的一系列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稳增长”政策的“微刺激”效果微乎其微，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预期。
在城际铁路投资建设上，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放开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的所有权、经营权，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然而，城际铁路主导权下放后，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城际铁路建设潮。其原因则是地方政府面临融资难、债务重、盈利差等困境。为破解融资困境，一些地方进行过多种尝试，吸引民间投资，但短期来看，效果不是很明显。
除铁路建设外，旅游业也被视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游客32.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3%;国内旅游收入26,276亿元，同比增长15.7%。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曾表示，预计到2015 年，旅游业增加值将占到全国GDP总值的4.5%。2014年8月2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到2020年，境内旅游总消费额要达到5.5万亿元，城乡居民年人均出游4.5次，旅游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超过5%。
在利好政策刺激下，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的目光也聚焦到发展旅游业上。但如今的旅游业，动辄投资几十亿元，上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如果没有合适的融资渠道，投资企业的压力可想而知，况且融资对于大部分旅游企业来说，却是“想说爱你不容易”。高端酒店、休闲设施等旅游产业链条的发展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以上投资领域中都可以看到民间资本的身影，正是本届政府对于民间投资前所未有的重视的集中体现。李克强总理曾多次表示，应该促进比较充分的竞争，保护公平竞争，向民间资本更多敞开准入大门，使企业有更多投资选择。而8月22日，在中国铁路总公司考察并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克强的讲话就更为直接地指出了当前加大引进民间资本的重要性。他指出，加快铁路建设不能只靠国家投资“单打独斗”，要拿出市场前景好的项目和竞争性业务吸引民间资本共同参与，通过创新融资方式、丰富多元投资主体，为铁路发展注入新动力。
PPP模式已经被地方政府视为化解地方债务，激发民间投资的有效模式。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可 称为“公私合作关系”，也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 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为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改革措施的落地，2013年年底以来，财政部多次召开PPP专题会议、培训班和研讨会，并从制度、机构、项目和能力建设等多方面着手推广PPP模式。2014年5月，国家发改委推出首批80个引入社会资本的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地方政府也开始积极推介PPP项目。如浙江成立了PPP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湖南、河南、福建等开始研究筹备PPP项目。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推出本地的PPP示范、试点项目。但现实是，民间资本参与PPP的热情并不是很高，民间投资的规模和增速并不符合预期。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风险分担机制不成熟、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是导致民间资本保持淡定的根本原因。
